海洋是全球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世界各国政治博弈的主战场。在全球竞合格局日益深化的今天，国家利益早已突破疆界藩篱的限制，海外利益的维护、拓展和深化日益重要。而海外战略支点以其突出的地缘影响和战略地位，已成为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和拓展深化国家利益的基础性、关键性一环，更是保障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屏障和深化区域合作的必然选择。 中国海外战略支点是全球化和国家海外利益拓展内外双重驱动下的产物。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处于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系网络之中，也致使风险危机不再仅局限于个别国家，而是会超越地域边界向更大空间范围溢出扩散。为应对外部诸多挑战，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等合作倡议来扩展区域合作新格局，虽得到了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但由于他国战略压制等原因导致中国海外利益频遭侵害，在海外部署战略资源也困难重重。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地缘环境极其复杂敏感，利益攸关方遍及全球，沿线各国基本国情和认知态度差异巨大，且该区域原本就存在各种政治动荡、贸易摩擦、安全冲突等现实及潜在的危机，中国在此进行资源调配、产业合作、战略规划等所面临的显性和隐性风险也明显增加。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陆地资源开采已趋近饱和状态，中国把经济增长点更多地转向了海洋。但由于中国海洋经济起步较晚，在开发与利用海洋过程中长期存在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粗放、区域布局同构等突出问题[1]，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质量发展，迫使中国将视线转向海外，通过建设海外战略支点与国际开展合作，打破国家地理界线的束缚使国家利益向海外动态拓展。此外，国内的一些重要城市群、枢纽城市以及重要经济区为争夺资源要素和政策福利不断提升自身定位，竞相掀起城区扩建、工业改造、规模生产的热潮来营造更便于对外合作的硬件环境，极易造成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与新一轮产能过剩。因此，为了降低海外贸易运输成本、突破诸国围剿、避免“马六甲困局”以及转移过剩产能，中国将战略视角由国内延伸至海外，在全球战略要地积极寻求合作并建设海外战略支点，为中国开拓海外资源要素和市场、统筹海外战略布局找寻了一系列稳固的空间载体。 然而，尽管中国已开始海外战略支点布局，但支点建设仍存在顶层设计不清晰、选择机制不明确、空间布局不合理、合作层次欠丰富、治理模式低效率等问题，其作用的发挥仍受到众多瓶颈因素的制约。其中，空间选择是中国海外战略支点建设与发展的首要环节，也是中国拓展海外利益与开展国际合作的关键一步。通过理清空间选择的逻辑思路和理论机制，明确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审慎选择中国海外战略支点，从而构建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逻辑框架与模型，将会为海外战略支点后续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奠定坚实基础。 1 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的理论回顾 “支点”(pivot)本身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指支撑杠杆的固定点，后来引申为具备关键性或中心性的事物(人、事、国家或特定组织等)以及所发挥的支撑性作用与能力。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支点”概念可追溯到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2]于1904年提出的“枢纽地区”(pivot area)，1919年又被扩展为“心脏地带”(heartland)。而后，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3]又将“支点”这一概念拓展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geopolitical pivot country)，指出其敏感的地理位置会决定地缘战略棋手(即谋求地区主导或全球地位的国家)能否进入重要区域或获取某种资源。在上述思想影响下，学者们普遍认为全球意义上的“支点”为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尤其强调中亚、里海等区域具有能源储量丰富、大国军事存在等地缘优势，是大国博弈的主要竞技场，即“心脏地带”，并深刻影响了美英俄中等大国的外交政策[4，5]。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全球政治经济重心转移和大国竞争格局演变，“支点”不再限于欧亚大陆中心，而是向亚太与印度洋地区转移[6，7]。“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全球或区域意义上的“战略支点”“战略支撑平台”等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支点”既有的地缘政治意蕴基础上，又赋予其“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的意境。虽然目前关于“战略支点”的内涵界定众说纷纭，但其共同点是：战略支点是服务于“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倡议且能发挥关键积极作用的地域空间，具有稳定性、相对性、示范性、支撑性和强大的影响力。 打造海外战略支点首先需要依靠成熟完善的标准机制并全面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对其进行精心选择，从而才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效有序地进行。基于选择标准原则、选择方法机制、选择过程中的风险防范等角度，众多学者对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提出了见解。首先，在选择标准原则上，学界基于海外战略支点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对各类型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标准进行了多维定性阐释，例如杜正艾[8]认为海外战略支点国家应具备战略位置突出、辐射能力强、参与意愿强烈、双边关系水平高、安全系数高等条件；周方冶[9]和Chen等[10]均指出海外战略支点应选择那些在区域或全球合作框架中有效发挥全局的或关键的支撑作用，并对其他合作方产生正向示范、引导或激励作用的国家或地区。其次，在选择方法机制上，学界聚焦区域(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国家、地区、城市、港口及园区等各尺度海外战略支点，运用指标体系、联系网络、空间结构、专家咨询、等级划分等定量与定性方法对其进行普遍性方法探讨或案例研究[11-14]，其中以国家和区域尺度分析最为深入。再次，在选择过程中的风险防范上，由于海上战略通道和海外战略支点港口是大多数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地和诸多利益的交汇之处，更易受到多维风险冲击，所以现有研究主要针对上述两类支点的空间选择进行安全性评估和风险防控分析[15，16]。此外，部分学者还结合空间选择对海外战略支点的合作模式[17]、治理模式[18]、优化路径[19]等制度性层面提出相应的建构机制，丰富拓展了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及后续的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