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能力与兴趣:新兴青年的职业获得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秦广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甜静,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新兴青年群体大量涌现并显示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在诸多领域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研究新兴青年群体的职业获得,既是透视该群体职业与社会价值观的棱镜,也是观察新兴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分层问题的重要窗口。结合面向北京市的一项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从出身、能力、兴趣等维度分析了新兴青年群体在新机会结构中的地位获得问题。研究发现,新兴就业市场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性,且这种分化边界与从业青年的出身、能力、兴趣选择存在明显对应关系。家庭背景越好,个人学历越高的青年,越可能进入网络文化和独立文艺等领域,反之越可能进入生活新业态和平台经济等领域;进入网络文化、独立文艺和生活新业态领域的成员更为年轻,也更多是基于兴趣爱好的选择,而进入平台经济的大龄青年更多,且更多是基于谋生的现实考虑。新机会结构中的资源分配仍在很大程度上延循了“再生产”逻辑,新兴劳动力市场中的结构性变化、产生新的不平等形式的过程与机制等问题,值得深入分析。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4 年 04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23)06-0122-1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背景下,以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为代表的新产业、新平台、新模式不断涌现,活跃在互联网、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生活服务、独立创业等领域的新兴青年群体大量涌现并显示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其典型代表有网络文化青年(如网络主播、自媒体写手、网络作家、短视频制作者等)、独立文艺青年(如独立电影人、街头文化人、非遗传人、艺术策展人等)、生活新业态青年(如整形医生、健身教练、育婴师、轰趴管家、收纳师、宠物医生等)、平台经济从业青年(如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闪送小哥)、社会组织从业青年(集中在各类行业协会及社会团体)、自主创新创业青年等。新兴青年群体的“新”之所在既体现为去雇主化及灵活性的就业形态、工作状态,也体现在制度身份上,他们是在市场经济和社会领域出现的新社会阶层中的重要成员[1]63。

       本文聚焦于新兴青年群体的职业获得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缘由:第一,当前已经积累了一些有关该群体整体特征[1]63-67,[2]54-55,[3],[4]及特定群体研究如外卖骑手[5]113、网约车司机[6]14、网络主播[7]的成果,但很少有研究在新兴青年群体整体范畴之内考察其内部构成异质性及地位分化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新的机会结构中的位置占据与资源获得,缺乏有关社会分层与不平等视角的审视;第二,新兴青年群体衍生于市场经济及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他们既与改革之初进入市场的社会底层人员不同,也与世纪之交“下海”的党政干部、专业人才不同,因而之前基于“再分配—市场”框架展开的转型研究很难直接适用于新兴青年群体的地位获得;第三,与传统地位获得研究聚焦先赋与自致因素[8]不同,新兴青年自身的鲜明群体特征及时代特征应予以足够重视。他们成长于经济繁荣、技术与应用创新层出不穷、信息和技术不断迭代更新的时代,是新事物、新思想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而在职业选择上,与之前世代表现出的理性务实不同,他们更侧重于个体喜好感受及精神世界的满足。

       新兴青年的职业获得研究,既是透视该群体职业与社会价值观的棱镜,也是观察新兴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分层问题的重要窗口。我们尝试从微观“机会—流动”的视角切入[9]124,着重分析新机会结构的分布变化以及新兴青年群体向不同社会位置的流动。通过对于机会结构分布与位置获得过程的细致分析,将宏观社会经济变迁与个体间分层结果方面的差异性关联起来。具体而言,我们使用2020年面向北京市开展的一项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并结合相关统计分析模型,重点回应以下研究议题:新兴市场机会结构分布及分化状况如何?出身、能力及兴趣因素对于青年个体地位获得有何差异性影响?新兴行业中个体间分层逻辑与“绩效主义逻辑”“再生产逻辑”“制度逻辑”等又呈现出何种不同?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非正规就业的历时变迁

       早在世纪之交,在人口基数庞大、传统正规部门对劳动力吸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非正规就业就成了重要的就业渠道[10]。传统的非正规就业主体是城市和农村的底层社会成员,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从农村流动到城市,进入随市场经济发展而兴起的私有部门,就业领域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制造业和建筑业[9]120,[11]。从雇佣关系来看,非正规从业者既包括自雇者,也包括正规部门中的部分雇员和非正规部门中的工资型劳动者,比如家政帮工、维修人员、搬运工人、不享受社会保障的外包工、临时工等。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打一份工挣一份钱的“纯劳动”,难以形成“地位累积”[12]。

       近年来,大量依托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新兴行业应运而生,成为新时期稳就业的“蓄水池”和“缓冲带”。和传统非正规经济相比,新兴行业既增加了就业的灵活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劳动体验。比如,从业者不用固定在某个地理空间,灵活弹性的模式提升了劳动的自主性[13]。其次,新兴行业重塑了劳资关系。传统的“企业—员工”雇佣方式转变成为“平台—个体”“企业—平台个体”或转包外包的连接方式[6]16。有学者将新兴行业的就业方式比喻成“U盘化就业”[14],汇集企业、社会机构、平台劳动者以及各类用户的网络平台是提供U盘的接口[15]。

       新兴行业灵活弹性的工作模式符合青年人注重自由和个性发展的特质,因而吸引了大量年轻从业者。如果说传统非正规劳动力大多是缺乏有效劳动法规保护的边缘群体,他们技术水平低、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工作稳定性差[16],那么新兴青年群体普遍受教育程度偏高,年轻化态势明显,他们知识丰富、思维活跃、追求自由和个性发展。在职业选择上同样存在差异,很多非正规劳动力是由于找不到长期稳定的工作而被迫选择打零工,而新兴青年群体中则更多是基于兴趣爱好主动进入新兴行业。此外,不少传统非正规劳动力从枯燥压抑、纪律严明的工厂流水线中摆脱出来进入新兴行业中,灵活的工作方式改善了他们的工作体验,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提升了他们的劳动回报。

       (二)新兴青年群体的异质性构成

       当前新兴青年群体的就业领域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和生活服务业,根据他们的工作空间(线上还是线下)、工作内容(文化领域还是生活服务)等维度[1]64-65,可以将新兴青年细分为以下六种典型类型:网络文化领域、独立文艺领域、生活新业态领域、平台经济、社会组织和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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