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24)02-0005-09 [DOI]10.16783/j.cnki.nwnus.2024.02.001 在西方经典社会学的理论视域内，肇始于三百多年前的西方社会现代化运动被认为是一个漫长、曲折而复杂的历史实践和文明进步过程。这个过程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技术进步牵引，依托“世俗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支撑，追求财富的最大化以及个人享乐的生活目标，最终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实践的历史辩证法的立场辩证审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现代化实践，客观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其生存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认知、理解与体验，以整体性逻辑深刻变革并重构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从新文化型态和价值观生成和确立的高度刷新了人类对于自己存在和生活意义的获得评价与体验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认为，作为一种镜鉴性参照，现代化及其内生于其中的更具实质性意涵的现代性理论范式，提供了更具超越性的理论典范。当然，从历史进步的代价论的角度做审视，不能不承认，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更是一个问题丛生、困境和难题重重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带领人民积极探索推进现代化的道路，从“现代化的迟到国”成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和“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实验室”[1]。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丰富和拓宽了发展中国家通往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也证实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还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2]。 一、历史合理性与文明辩证法视域下启蒙现代性理论的内在悖论与难题 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之所以成功，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是其中的根本原因，但同时也滋生了依靠强大武力支撑的野蛮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金融霸权和不公平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20世纪50年代以来，原先由西方主导的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面对全球范围内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暴露出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和病症。 人类历史上，始于17、18世纪的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实践，依托市场经济、技术进步、资本逻辑和普遍的商品交换，很快向全世界扩展。当现代化从一种地域性、历史性、民族性现象逐渐成为人类迈向“文明性生存境界”途中的不二选择时，面对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国家出于尽快摆脱贫困、短缺和落后，在没有更好、更优的替代性选择方案的情景，被动地甚或不情愿地被迫选择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接受启蒙现代性主导的现代化的实践和价值逻辑规制，并初步感受到了表面上、暂时性的富裕、幸福、美好，但实际上为了这种生存与生活样式被迫付出了许多惨痛的代价。于是，国际社会开始了对于现代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并聚焦于一个最基本但同时却是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问题：社会现代化的内涵、目标以及实现现代化的合理性道路、模式和方略究竟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基于清醒、客观的历史理性意识，以及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立场，提供了社会现代化理论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实践中的一种典范性的社会批判理论。有研究指出，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价值功能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百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来分析，批判性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采取的特殊的理论姿态，其深意在于对社会运行在更高层次上的秩序化建构与完善[3]。 现代化与现代性是近代以来社会历史进步实践中密切联系的一体两面，二者互为前提、基础和根据。现代化为现代性的生成提供客观的人类学意义的事实经验和依据，作为一种理论追求和理念性规制与范导，现代性则致力于为现代化的难题和困境提供某种有效的诠释和化解方案。现代性“这一术语首先在16到17世纪那场……‘古今之争’中流行起来，但后者很快转变为一场从哲学到政治，再到经济现象的辩论”[4](“前言”P1)。 现代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生成、诞生于作为社会之全面、深刻转型的西方现代化，它的形成为与其相适应的现代化实践提供某种程度、某种意义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辩护与诠释。1987年9月29日至10月2日，在欧洲召开了一次名为“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理论研讨。联邦德国学者普里克提交了题为《西方现代化与第三世界传统》的论文，表达了他对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问题的认识。依普里克之见，现代化是一种变革，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这就需要一个具有某些特定标准的定义，这个定义至少应该是：①改善生活物质条件(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等)；②扩大政治参与的可能性；③扩大团体和个人的自由与自主范围；④扩大与巩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自主权，减少有争议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从属性[5]。普里克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自经典社会学时期以来，作为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诸多难题和困境的回应，现代性问题就一直是许多伟大的社会学家共同关注和思考的核心。当代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指出：“今天，全世界的男女们都在共享着一种重要的生命体验模式——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者、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与危险的体验。我将这种体验称为‘现代性’。”[6](P15)依马歇尔·伯曼之见，西方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6](P17)，正是借助于这些阶段，现代性观念得以塑造。 现代性观念及其所塑造、规制和引领着的社会生存环境具有流动性、非确定性和差异化特征。现代性反对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它迫使自己习惯于变数、无常和动荡。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曾经是彻底的革命性的代名词，是对某种令人窒息的秩序的反叛，是对某种曾经给予个体安全、温暖、归属感的熟悉的共同体化的情境的主动疏离。现代性的文化特质和标识，是理性经济人信念引导下自我价值至上、个人意志自由的明确宣示，是形形色色的、躁动化的欲望所引导着的自我的粉墨登场，是个体权利和利益至上的赤裸裸的个人主义的现实。现代性自诞生，其基因中就内涵着扩张性和普世性意愿，它会以近乎野蛮和霸道的方式，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漠视人类生存的地域性、历史性、民族性、制度文化性等天然差异，主观地将自己认为合理的一切，蛮横地强加于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和群体，其目的就是要让世界同质化。因此就有了近代以来，人类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一幕幕文明悲喜剧的轮番上演和对现代性后果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