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夏天，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指出苏联解体之后国际政治极有可能出现以文明为单位的新的冲突。①几年以后，亨廷顿将此文扩充为一本专著，②更为详细地论证了这一问题，并对美国应如何在这一新的国际格局之下确立政治战略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三十余年来，亨廷顿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不同学科、不同立场、不同身份的学者的热烈讨论，有人认为其戳穿了美国政界在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后的盲目乐观情绪，道出了后冷战时代国际纷争的本质；有人认为其继承了西方政治传统，揭示了政治的本质，提出了政治思想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有人认为其刻意夸大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纠纷，无视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联系越发紧密，“地球村”美梦不久就会实现；有人认为其继承了美国的霸权主义传统，无视文明之间应该多元并存，互相交流，将一己之愿强加于世人；还有人认为，较之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内部的冲突反而更甚。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出发，也有不少论者认为，相比于亨廷顿所秉持的基督教传统，儒家思想更强调“和而不同”，主张文明之间应互相包容、互相借鉴，因此更有助于实现世界的和平发展。总之，一个具有政治分析色彩的学术命题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否同意其具体结论，已经显现作为政治学家的亨廷顿对于时势颇为犀利的洞察力。 在亨廷顿自己看来：“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为什么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22种不同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③可见，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与外交政策智囊，亨廷顿并非在抽象地谈论文明与文明冲突问题，而是在政治的维度上讨论该问题。因此，离开对文明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对政治问题的高度自觉、对现代政治所包含的各种要素的整体把握和对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在西方政治传统当中重要性的认识，很难真正理解他所论述的文明问题。这一切需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展开分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今天，为应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需要人们更深入地剖析美国国家特征及其政治传统，抛弃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通过历史梳理，分析亨廷顿相关言说的渊源与本旨，有利于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理解当代美国内外政策的精神根源，进而思考当前国际局势的深层次特征。 一、从“文明”概念的流变看“文明冲突论”之旨趣 在谈论文明问题时，亨廷顿毫无温情脉脉、文质彬彬之态。在《文明的冲突》一书开篇，他便援引小说《死亡环礁湖》里的对话：“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亨廷顿引申此意，指出：“政治家和学者们不能忽视蕴含在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真理。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姓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之间的断层上。”④亨廷顿担心，冷战之后的美国，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将分不清敌我，不知用怎样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战略利益。基于对国际形势的观察与研判，他断定：“在冷战后的世界里，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在这个时代，人们习惯于“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因此，“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⑤在这个意义上，将文明纳入分析框架，能为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国家利益确立一个比较可靠的衡量标准。 亨廷顿的这番话，不禁让人想起施米特的著名论断，即政治的本质就是区分敌我。施米特认为，一个政治体拥有完整主权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它能够自主进行敌我判断。如果国家陷入日常行政事务与经济行为不能自拔，丧失了对于敌我问题的敏感度，那么就是一国政治的缺失。⑥因此，亨廷顿在这本讨论文明的著作里，一开始就将敌我问题揭示出来，可见他充分意识到文明问题中的更深层次的要素是政治问题。 也正因如此，在亨廷顿看来，分析文明兴衰离不开对政治及政治的核心要素——权力的探讨： 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一个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⑦ 可见，亨廷顿对于文明兴衰的梳理是直接从文明背后的政治力量之消长入手，而非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在他看来：“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对国家、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⑧西方文明之所以在近代以来具有优势，是由于它操控了国际金融系统、主宰着资本市场、在制造业领域处于支配地位、有着明显的军事与科技实力、具有意识形态话语权。⑨就此而言，亨廷顿之所以会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力量看上去独霸全球之时著书立说，大显“忧患意识”，说到底也是因为对后冷战时代非西方国家随着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综合国力提升深感焦虑，担心这些国家将不再听命于由美国所主导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正是由于在现实政治博弈中出现了有可能与美国匹敌的非西方国家，亨廷顿才会将这种现状提升至文明的高度来进行分析。因此，如果仅从文化比较或者文明互鉴的角度去谈所谓中西文明之优劣，进而与亨廷顿进行理论对话，很难抓住他的基本前提与内在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