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开始以后,美苏两国在多方面展开激烈竞争,东西方之间的科学合作与交流一度陷入低谷。然而,很多科学领域的进步又需要多国科学家进行合作。因此,一些科学家和科学家组织突破冷战桎梏,于1957-1958年成功举办了“国际地球物理年”(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活动。这场活动协调了由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参与,包括数十个科学领域的科考、数据观测和科学研究的合作与交流。 “国际地球物理年”通过“非凡的协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成果”,①引起了亲历者和之后学术界的密切关注。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国内外学界对其进行了比较丰富的探讨。现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国际地球物理年”的亲历者或当时的记者写就的书籍及事后的纪念文章,促进人们对该活动过程的了解。②二是从“科学—政治”关系的视角出发,将该活动纳入相关国家政策形成的过程中进行考察。③该视角侧重于强调相关国家政府对科学的利用。三是受国际史和全球史学的影响,一些研究对这场活动的全球意义进行解读;④也有研究从全球环境政治的视角切入,关注该活动体现出的“全球北方—全球南方”的关系;⑤还有一些研究基于新解密档案揭示苏联在其中的贡献、该活动的运行机制,以及与其相关的双边(苏—美和苏—澳)关系。⑥尽管学术界对“国际地球物理年”及其相关历史的研究在不断深化,但是对于科学家与美苏政府在这场活动中的互动关系尚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特别是科学研究具有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双重属性在此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及其对美苏关系产生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档案文献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 一、“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缘起 地球物理学以地球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寻求理解地壳运动、海洋洋流及气候变化等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该学科的进展取决于能否通过国际合作在全球范围内观测和收集大量数据。⑦然而,冷战开始以后,美苏就在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诸多方面展开激烈竞争,两国之间的科学交流也基本中断。苏联科学院的学者虽然仍是一些国际科学组织的成员,但已基本不参与相关活动。因此,“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主要是由是美英科学家发起的。 1950年4月,美国物理学家詹姆斯·范·艾伦(James A.van Allen)在家宴请访美的英国地球物理学家西德尼·查普曼(Sydney Chapman)等人。其间,美国物理学家劳埃德·伯克纳(Lloyd Berkner)提出组织第三次“国际极地年”的设想,1957-1958年刚好是太阳活动的活跃期,利于产生大量地球物理数据。该设想得到几位科学家的支持。伯克纳提出这一设想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科学发展,“如果有更多、分布更适当的观测站,我们就有更好的机会理解发生在电离层的物理现象”⑧。 之后,伯克纳等人就开始运作将这一设想变成现实。他们先是通过国际科学组织将这一提议广泛传播,吸引其他国家同行的响应。伯克纳等人将提议推荐给国际科学联合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下文简称“国际科联”)、国际天文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及国际地球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for Geodesy and Geophysics,IUGG)等专业学会,并取得这些科学家组织的支持。一战后成立的致力于通过科学合作促进科学发展的国际科联,其成员包括各国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因此,国际科联邀请各国科学院成立负责本国项目的“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并向国际科联提出他们感兴趣的科考和科研项目,参与到“国际极地年”活动中来。之后,随着更多科学组织加入,该活动的涵盖范围已超出极地,扩展到对赤道、海洋等非极地地区的考察。因此,国际科联决定将“国际极地年”改为“国际地球物理年”。1953年7月,国际科联正式成立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下文简称“特别委员会”),由查普曼和伯克纳分别担任正副主席。特别委员会负责协调各国科研机构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的合作,以及对各国科研机构分享的科学数据进行汇总和分发等工作。⑨伯克纳对“国际地球物理年”期待很高,“最令人鼓舞的是地球上的科学家和支持他们的国家在拥抱这个项目时所表现出的真诚和热情。厌倦了战争和纷争,所有国家的人都在向‘地球母亲’付出共同努力。在这一点上,大家都很容易达成一致”。⑩ 由于活动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科考地区也分布广泛,“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策划和执行都需要大量资金。为获得各国政府的支持,特别委员会和国际科联设计了一套巧妙的制度。国际科联本身并不直接联系各国政府,而由各国“国家委员会”向本国政府直接争取资助。各国科学家在“国家委员会”的支持下自主决定研究项目,再由各“国家委员会”派出代表组成特别委员会的咨询委员会,由咨询委员会协商国家之间的相互援助、地区间具体议题,以及数据存储与共享等问题。因此,“国际地球物理年”实际上是一个“在多国政府知情、合作与支持的基础上”,由多国科学家参与执行的“国际科学事业”。(11)而由于具体的研究项目运行又是由各国“国家委员会”具体负责,自然也容易得到所在国政府的支持和资助。(12)这种制度设计最终证明是成功的,也为美苏两国政府最终都大力支持活动提供了制度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