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作为晚清“口岸知识分子”一部分的“秉笔华士”群体在中外合作译书热潮中的作用逐步引起学界重视，成果不断涌现。①但于双方合作局面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如“秉笔华士”的薪酬待遇问题，则缺乏应有考察与描述，以致“秉笔华士”参与译书工作的职业考量和经济生存动因阙如，难以揭示此种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笔者试图爬梳相关文献中的零散记载，对此问题加以考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秉笔华士”的薪酬待遇 19世纪以降主要生活在通商口岸，佣书西舍或官办机构，与来华传教士合作编书译书、办报办刊的一批中国士人，史称“秉笔华士”。作为具有深厚传统教育背景和中国文化功底的知识群体，其在译书合作中的主要工作是对传教士“西译”的文本内容以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对其进行遣词造句和语词文采上的润色加工，甚至以中国传统表述和叙事方式重构原作内容，使之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旨趣，从而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同时他们也通过这种特殊的译书工作赚取收入以解决谋生问题。出于耻于言利的士人传统，这些“秉笔华士”与传教士合作译书的酬劳，一向少有记载，以致真相模糊不清。但梳理零散文献，仍能看出“秉笔华士”译书收益的大致脉络。 19世纪开埠前活跃于来华传教士身边的一批“中国教师”，即华人助手，是晚清“秉笔华士”群体的滥觞。有关该群体参与译书编书活动的情况，来华传教士有一些记述，但鲜有薪酬情况的记载。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一个例外，其对华人助手的工作情况及薪酬待遇均有记述。他在给伦敦会的信函及个人日记中大量谈及华人助手相关信息，涉及容三德、李察庭、云官明、桂有霓、蔡轩、蔡柯、葛茂和、李先生、朱清等10余位。②这些人承担了教授马礼逊汉语官话或广东方言，帮助校正、润色、刻印汉译《圣经》及其他宗教出版物，以及协助编纂《华英字典》及各种汉语学习读物等多项工作，同时他们也根据贡献大小获取数量不等的经济报酬。如马礼逊在1807年12月11日写给伦敦会司库哈德卡斯特(Joseph Hardcastle)的信中谈到给付教他汉语官话的云官明每月10元报酬，但云并不满意。马礼逊在1808年5月18日的日记中谈到云官明“给我写信，说他的月薪必须有13元，否则他就不再来了。虽然我付不起，考虑之后还是给了。有他协助很好，而且好的助手是很不容易找的”。在1808年底写给伦敦会的信中谈到自己在中国第一年的各种开销超过500英镑，其中包括聘请中国老师的费用。③ 马礼逊与华人助手在雇佣关系方面比较完整的交互案例是他与葛茂和之间的来往。被马礼逊称为“我尊敬的中国助手”④的葛茂和，是在马礼逊第一个中国教师容三德的推荐下于1808年9月到马礼逊处工作的。按照马礼逊回忆录记载，葛茂和学识丰富、性情温和，承担了教马礼逊汉语官话，教读孔子书，摘选中国典籍中的例子和引文，改正译书中的成语和检查样章，协助词典的编纂及校对等大量工作，是马礼逊诸多华人助手中水平最高、最令其满意的一位。⑤马礼逊为此也付给葛茂和较高薪酬，由最初“包食宿，另付150元”(平均每月12.5元)到一年后“除了提供他的食宿外，另付给他250元一年”(平均每月约20.8元)。⑥而这也与葛茂和所提300元年薪的要求比较吻合。对于给付像葛茂和这样优秀华人助手较高薪酬的理由，马礼逊曾在1814年3月致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主席益花臣(John F.Elphinstone)的信中解释说：在清政府严格禁教和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中国语言文化的背景下，“学习者须得在自己的寓所里为中国教师提供食宿，提供一份配得上他们冒风险的薪金。如果做不到这些，我估计不可能找到好的中国教师。”⑦ 可以看出，马礼逊对辅导他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知识及协助其译书编书的华士，除提供免费食宿外，给付的经济报酬大致在每月十几元至20余元不等，且按质论价，给工作优秀华士的报酬高一些，并有一定增长。这一薪酬标准是马礼逊在咨询先于他来华、对中国事务较为了解的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⑧后逐步确定下来的，因此应基本符合当时的市场行情。据此推断，服务于其他早期来华传教士的华人助手的薪酬待遇大致如是。 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开埠后西学翻译热潮的逐渐兴起，更多的“秉笔华士”麇集教会或官办译书机构，在与传教士合作译书的同时也赚取了相应的经济报酬。这些机构包括教会系统的墨海书馆、广学会、格致书室，清政府官办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和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将原在巴达维亚的印刷所迁到上海，更名为墨海书馆。该馆兴办凡20余年，西学传播业绩斐然，先后聘用了一大批中国文士协助传教士译书，仅王韬在日记中提到的知名文士就有王昌桂、李善兰、周双庚、管嗣复、蒋敦复、张福僖、郭友松、邓子明、沈毓桂等近20人，其中王韬最为知名。他在馆工作13年，协助麦都思等翻译的委办本《圣经》，1854年首次出版后又再版11次，成为《圣经》汉译史上的经典之作；他还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人合作翻译了《重学浅说》《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等著作，特别是《重学浅说》，作为近代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力学的译作，在西学传播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译书业绩如此显著，墨海书馆给王韬的薪酬却不算高。据王韬在《寄所亲杨茂才》中说，在墨海书馆的译书工作使他“所入岁得二百金”⑨，平均每月约16.7元。另一位在墨海书馆工作的华士管嗣复，其与传教士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合译的西医著作《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风行一时；他还助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大幅度修订，以《大美联邦志略》之名出版，是早期介绍美国史的一部著名译作。译书业绩同样显著的管嗣复拿到的酬金是月薪“十五金”⑩，合年薪180元，比王韬略低。王韬、管嗣复无论从学力、文采、译绩看，都是墨海书馆“秉笔华士”中的佼佼者，其薪酬在书馆应属较高水平。与之比肩的李善兰、蒋敦复等人的薪酬虽缺乏记载，但估计也差不多。至于其他译书业绩不彰的华士，报酬就少得多了，以致有人旋来旋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