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对英版海图的改绘

作 者:

作者简介:
何国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

原文出处:
海洋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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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中日海战以筹备近十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同时也标志着三十余年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面对危急的时局,时人纷纷思考“器物”之外,中国还缺少什么?在与之直接关联的海防领域,除了坚船利炮,海防思想也不可忽视。晚清著名翻译家陈寿彭选取英国海道测量局①所编纂《中国海指南》②(The China Sea Directory)第三版第三卷中有关中国沿海的部分内容,将其翻译成《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下文简称《图志》)。③除了文本内容外,陈寿彭还将所涉及的英版海图一并改绘成册,编于书中。

       邹振环最早对《图志》体例和目次作了简洁明了的介绍,不过并未对该书作具体评价,只是在书目分类上将《图志》划入地图册与地图解说一类。④此后,不少学者从海防视角关注到《图志》在军事、海防方面的价值。王宏斌对《图志》中原著、季风、洋流、航线、南海、要塞等作了介绍,认为《图志》的出版代表海防地理学水平的提升。⑤高雅洁则分析比较了The China Sea Directory的两个中译本《海道图说》⑥与《图志》,认为在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大背景下,德国人希里哈的《防海新论》所强调的集中兵力、重点设防观念得到了清廷官员的认同,抛弃传统的周密布防观点,影响了陈寿彭对《图志》的改译。⑦伍海苏首次对英版The China Sea Directory作系统介绍,参照清代舆图和相关文献,探讨《图志》对于广东沿海地区海防自然地理环境研究的价值,也指出陈寿彭在翻译和编排过程中存在的错误和不足。⑧关于附图部分,楼锡淳、朱鉴秋对图幅内容作了简要描述,认为新绘的图幅将原图上关于经纬度、比例尺、海拔与水深、灯塔和潮流等标记删除后,使得该图不再具有近代航海图的特征,因此把《图志》中附图的性质定为“我国古代航海图向近代航海图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式”。⑨

       综上所述,尚未有人对海图内容的改绘进行专门研究。笔者在比对原始英版海图与陈寿彭改绘的海图时发现,二者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存在诸多不同。分析陈寿彭在改绘过程中对图幅要素的取舍,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近代海图史的研究,并了解中国近代海防观念的转变与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一 《图志》的编纂背景及成书过程

       为什么要翻译这样一部《图志》?《汪康年师友书札》收录陈寿彭写给汪康年的书信22封,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和《图志》的改译有关。陈寿彭认为“《江海图志》实系海疆应用要书,能图早刊,销路必广”⑩,书中的内容是“英人费五十年之功,测量至数十次之多”(11)的结果,然而此时清廷不知此书之妙,从而有了“甲申、甲午之一误再误”(12)。

       陈寿彭在《图志》“序言”中表达了熟知沿海险要对于海防的重要性:

       原书之告我以险要者,又不仅于有形也。凡风涛变灭,沙岸转移,港门之通塞开合,航路之进退顺逆,有法可乘,有数可据,无形亦使之有形……险要之用变换大矣……吾国海军设立已久,甲申、甲午之明校可思也。天津虽设有舆图局,绝未见有新测一礁,新量一港,颁行国中以为航行准则。(13)

       由此可知,甲申年(1884)南洋水师在闽台一带被法国水师打败,随后1894-1895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更是惨败,连续的海战失败与清廷对沿海险要的忽视密不可分。陈寿彭认为:“指南者,向导也,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因向导而得地利者,即告我以险要也。”(14)《中国海指南》英文原书作为航路指南出版,同样包含了沿海的险要。因此陈寿彭提出:“《江海图志》所纪者,皆我海疆一带险要之地,屿岛沙礁如见症结,彼即用此以攻我,我若以此为守,正得肯窍。”(15)洞悉沿海屿岛沙礁等险要形势,即可以守待攻,这是陈寿彭在转译的过程中赋予此书“险要”之名的原因所在,《图志》诞生最直接的现实目的便是明险要、振海防。

       陈寿彭自言在编译《图志》时主要参考石印本《大清一统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天津所印《海军江海全图》,以及顾炎武的《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16)将视野拉伸至整个近代,《图志》的出版无疑会让人联想到魏源编译的《海国图志》。魏源震惊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其所著《海国图志》吸纳了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的内容,系统介绍了世界各地的自然人文地理状况,是“睁眼看世界”的代表性地理著作,他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其中的附图同样是改绘自西方地图或地图集,这些改绘的地图除了简单的地理认知功能外,并无其他价值。魏源在舆地之学方面显然受徐松的影响比较深,徐松凭借其在西北的幕僚生涯,编写了著名的《西域水道记》,开启晚清舆地之学的经世致用之风,并带动一大批文人投身于边疆地理的研究,实地考察的风气也由此而兴。(17)

       然而如陈寿彭所说,“因林、徐二君所见万里,而不知目前也”,《海国图志》睁眼看了世界,但却没能看清眼前的近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更是掀起了广泛而持久的译书运动,晚清成立了两大著名官办译书机构——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其中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了大量的地理学著作,不仅包括测绘知识,也包括海道知识,例如《海道分图》、《海道图说》和《海道总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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