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23)06-0005-07 “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是一系列相关但不尽相同的概念。尽管学界对这些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现代性”的内涵更是充满了分歧[1]，但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大体上作如下判断：“现代”与传统相对，“现代化”指代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跃迁过程，“现代性”表征与传统相区别甚至相断裂的新型文明的样式和特质。当然，“现代性”并非仅以传统作为参照系，因为我们从未将人类历史中任何一种相对于传统而言的新型社会称为“现代社会”，也不会将其特质称为“现代性”。根据唯物史观采取从高级阶段的历史反观低级阶段的历史的研究方法，现代化意味着某一民族国家从农业文明进入一个在科学技术的加持下高速发展的现代文明，意味着其文明形态在诸多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化。由此，“现代性”所表征的并非任何一种新型文明的样式和特质，而是表征作为现代化这一特殊历史进程之结果的社会形态与文明的特质。 长期以来，由于现代化的历史原型出现在西方，所以相应地，有关现代性的哲学讨论几乎等同于有关西方现代性的哲学讨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宗教改革、启蒙理性等在西方现代转型中有着重要意义的因素，被视为切中现代性问题的必要思想资源[2]3-12。在东方社会尤其是现代中国崛起之前，这些讨论的合法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在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的情况下，原有论断的合法性就必然受到质疑。如果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及其所实现的文明形态是千差万别的，那么，作为普遍的“西方现代性”在什么意义上是成立的？或更进一步，以“西方现代性”等同于“现代性”的做法能否成立？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而“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3]26，并且唯有人类社会在发展出多种特殊的生产形式之后，作为抽象的“生产一般”才是可能的。以此类推，现代化总是发生在特定社会的一种历史进程，唯有现代化发生于多个民族和国家并促成了多元化的现代文明样式，作为一般的“现代性”才是可能的。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与发生在西方各国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所成就的现代性或新型文明形态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而是特殊与特殊的比较与对话。因而，西方现代化不可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成就现代化道路的标尺，西方现代性既不能标识现代化文明的唯一形态，也不能标识其最高形态。毋宁说，中国与西方围绕着现代化、现代性所展开的对话，致力于在实践上成就更有利于人类文明赓续与繁荣的现代化与现代性。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将从传统与现代、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个人与自身、现代化的历史走向等几个方面进行对话与反思。 一、传统与现代：决裂还是扬弃 如何看待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对于理解和探索现代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规定着现代化的一般内容和总体方向。 长久以来，“传统”与“现代”是作为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出现的，这实际上是受西方现代性解释方式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有关“现代”的集中讨论源于西方世界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出现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巨变，与西方社会发生的变化相对应，形成了关涉几乎西方人现代生存状态全部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西方现代性在与中世纪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的全面决裂中得以萌芽，并对整个现代生活进行了一种全新的描述和反思，进而显现自己的独特性。一般而言，在与中世纪的全面决裂中，西方人的生存视域从神圣世界转向世俗世界，这一点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没有这种世俗原则的确立，就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就没有现代”[4]。而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如主体性、理性等，正是通过这种决裂而完整地表现出来。综上，在西方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现代”首先标志着“与传统相决裂”，现代概念也正是在与传统的决裂中构建出自身的独特内涵，即现代意味着对传统的全面拒绝。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将“断裂”看作是现代性的普遍特性[5]4-6。 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关于现代与传统的解释模式对中国早期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体现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从一开始就是对传统的拒斥。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晚清的政治失败和社会解体，在西方现代化的剧烈冲击下，清末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激烈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从晚清自救运动中器物上、体制上的反传统，到“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批孔反孔，乃至后来思想文化界提出的“西化”“体用问题”和“西学东渐”，对传统的反思从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蔓延到文化直至社会全部领域，形成了一股绵延不断的对“传统—现代”关系的重思。从一定程度上说，现代当然包含着对传统的否定，西方现代化成果的传入充当了一种有效的媒介，加速和合理化了中国社会当时已然出现的对传统的拒斥。正如马克思在研究中国革命时指出的，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是长期停滞的，“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6]609。也就是说，中国如果不从数千年的传统中脱离出来，就无法真正进入全新的现代阶段，也无法享受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于是，在西方现代化向东方社会的蔓延以及西方现代性理论浪潮的不断席卷下，“反传统”成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无法绕开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