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也已逐步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命题[1]。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的活力，就必须强化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力度，提升技术创新能力[2]，因而科技创新工作在党和人民事业中的重要战略地位逐渐奠定，为中国实现从“创新大国”到“创新强国”的转变提供发展新动力。而中国经济近年来已逐步由高速增长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科技创新逐渐成为深刻影响人民生活福祉与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因素。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对“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部署，强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各级政府都将技术创新放在发展的核心位置并出台了一揽子政策规划，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政策对于技术创新的引导、激励、调节作用。国家战略层面对于科技创新发展态势的深入研判与广泛重视，加之各地方政府层面对于相关政策的严格执行与具体落实，有效激励了中国技术创新实践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近年来，中国技术创新水平不断提高，并在创新实践中取得瞩目的科技成果。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已经确立了其作为创新领先者的地位，在创新投入、专利申请量等重要指标上名列前茅，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在航空航天、量子通信技术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实现全新跨越。 伴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与技术创新环境的明显改善，中国科技创新理念与创新思路也发生了巨大转变。进入新时代以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等发展理念的相继提出为创新方向的调整和创新质量的提高注入原动力，科技政策也随着科技活动复杂性的提高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而发生相应变化：中央部门联合发文呈现出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的趋势[3]，发展过程经历了从恢复探索到发展转型，再到成熟创新[4]，政策手段由权威、劝诫为主导逐步向能力、激励、系统变革类工具演进[5]，不同政策间的协同程度也在迅速提高[6]。在这样的背景下，合理地对科技创新政策进行评估正当其时。因此学术界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对政策的事前选择、整体执行情况以及事后效果[7]等进行讨论。但伴随着科技创新理念的逐渐转变与科技政策大量出台，具体实践中创新质量仍处低位，企业的策略性创新等行为层出不穷。这些现象似乎都在诉说中国现阶段仍然是一个创新大国但不是科技强国的基本事实。理论上而言，即使中国技术创新实践初期的发展重点以创新数量为主，但在经过多年“量质兼重”发展理念的指引之后也应该呈现出明显的改善，政策理论上的高度重视与科技创新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之间的较大偏差也引发思考：为何中国技术创新实践会出现与国家核心战略目标相悖的“数量长足、质量跛脚”现状?现有研究发现，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反而可能会导致企业的寻租、研发操纵等行为[8]，而且由于政策支持的倾向偏差[9-10]、力度不足[11]等问题的存在，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显著，这似乎为中国科技创新实践的上述谜题提供了一些合理解释。 本文认为，解构中国技术创新实践与理论导向之间差异所产生的原因，仍需从政策本身出发进行考察，关注科技创新政策的文本细节中所体现的实际导向。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政策文件的内容本身出发，分析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导向，挖掘中国技术创新政策实践中的发展故事。具体来讲，本文将对与中国技术创新相关的各类政策文件进行文本挖掘，并利用词频分析、词义分析等方法，试图对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文本中所体现的政策导向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从政策的发文单位视角、应用方向视角等方面分析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理论与实践中的“量质观”选择与发展演变，全面理解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在支持中国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战略推进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从政策的事前选择出发对科技创新政策进行评估，对于明晰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实践过程、分析现有政策战略导向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是否统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基于对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大样本的手工搜集以及政策文本的全面梳理，利用文本挖掘与词频词义分析方法，解构科技政策文本的词义内涵，为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评估提供新思路；其次，从政策文本的内涵层面出发，对科技政策本身所体现出的政策导向进行识别，侧重于对政策文本“量质观”的分析，为理解中国创新实践的发展提供新证据；最后，从时间变革、异质性角度出发，结合对中国技术创新质量的合理测度，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全面解读中国科技政策导向的演变与发展，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政策评估文献的有益补充。 一、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基本特征事实 (一)“一中心、多主体”：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机构 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从顶层设计和执行层面为中国创新水平提升提供了良好的推动力。纵观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其制定主体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决策咨询机构以及人民团体，不同部门或机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不同角色，从而形成“一中心、多主体”的模式。为了能够清晰地对中国科技创新政策进行解读，需要构建起中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分析框架。 第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人大作为政策立法部门参与科技政策制定。在科技政策立法过程中，全国人大及常委会主要负责相关法律的制定，而地方人大则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本土化”调整以形成地方性政策条例。法律类型的创新政策效力和刚性一般要高于其他类型的政策，但是面临着动态调整难度较大、更新不及时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