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多维审视 汪朝光 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个恒久且常新的话题。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与这个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其进入历史研究的范畴之后，自然为后世史家所关注。不过，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有关这个主题的研究，车载斗量，各有擅场，至少从大的方面而言，由中国看世界(中外关系)与由世界看中国(外中关系)，或者统合两者之全球化研究，因为其观察视角之别，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和结论便未必完全一致，更兼国别关系之国家性所在，亦非意在淡化国家分野的“全球化”视角所可完全消解。既然本次笔谈的主题为“近代中国与世界”，那本文也循例不脱主题，主旨在由中国看世界，以近代中华民族复兴为讨论的主线，谈谈笔者对近代中外关系宏观层面的一些看法，至于如何由世界看中国及其他的视角，或可留待另文再加讨论。 时间的意义——历史节点或阶段的机遇把握 历史最重要的观察角度是时间，尤其是重大事件发生之节点或演进之阶段过程，即所谓历史的机遇，在历史时间中尤具意义。唯当其时，草蛇灰线，头绪万端，历史的当事人身处其中，未必能有超前之预见与机敏之选择，把握历史机遇，成就宏图伟业。只有后世史家，方可于饱览前世的方方面面之后，从容复盘历史的进程，推论当年之种种是与不是。此或为后见之明，惟历史研究本身是以过往之事实而为后世之借镜，多半也只能是后见而非先见吧。 从历史机遇把握去观察，以后见之明复盘近代中外关系的时间线，至少有两个时间段极可注意，一为洋务运动，一为抗日战争。 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之势入侵中国，强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渐使中国失去原先的独立自主而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附庸，中华民族也因国家沉沦而有了民族复兴的思考与追求。以时人之说法，中国遭遇的是“三千年一大变局”“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这使原本以“天朝”自居而鄙视“番邦”的清廷，在万般震惊之余，也不能不有所变革，由此开启了一段学习西洋技术而办洋务的历史。就其形式和内容而言，洋务运动是新的变革，也确实做了不少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努力，然就其实质而言，这个过程是被迫因应而非主动进取，其间有守旧派的颟顸无能，也有洋务派的眼光短浅，更有最高决策者的固步自封。①所以，洋务运动貌似有声有色地搞了30年，不仅没能将中国引入现代转型和发展的坦荡历程，还因中国在甲午战争之败而尽显原形，终以失败而告终。 洋务运动为何失败，学界已有充分的讨论，无须多言。值得关注的是，就时间线的进程而言，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在近代改变自身被欺凌被压迫地位的一次机遇，实际上也就是延缓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历史时间中的机遇是客观存在的。当洋务运动进行之时，中国在世界尤其是东亚和周边地区仍维持着一定的地位(朝贡体系)，中西差距尚不及其后之大(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仍在进行中)，经济社会资源还可以有所作为(近代企业的兴办)，清廷对社会还有相当之掌控(政局和社会大体稳定)，外部环境也还没有以后那般严酷(没有发生波及本土的大的外部战争)②，或可谓这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窗口期”。但是，可能性只有转化为现实性才具有实际的意义，而这个“窗口期”的可能性却未能转变为现实性。对比近邻日本，同时期也是以弱势而传统的国家面貌，应对强势而现代的西方列强的挑战，旋因明治维新的现代化改革而迅速崛起，一跃而与西方列强比肩。于此可见，机遇把握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所在。虽然日本对机遇的把握，因其后来野蛮的对外扩张侵略而大失其原本应有的意义，可是中国失去的机遇，却使中国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延误多年，并且使中华民族屡受外敌(包括日本)入侵的磨难，诚不可不为后世史家所思所虑者。 但是，中华民族的近代历史也是历经磨难而走向复兴的历史。我们再将历史的时间线由洋务运动拉到抗日战争，历史发展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随后不断扩大侵略地域，由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到与中国古都象征和文化中心北京(时为北平)紧邻的华北长城沿线，直到1937年7月，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使中华民族再度陷入存亡之险境。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遭受日本入侵时的世界地位，并不比洋务运动时更好。中外经济差距越来越大[1936年中国(不包括日占东北)的钢产量不及日本的百分之一、美国的千分之一]，国民党政府对全国的掌控也不及清廷(内部派系争斗、外部地方自立)，中国的相对国力大致处在近代以来的低谷。正是在这样的不利情况下，中国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抗战之路(相关因素见后述)，并由局部抗战而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战是以弱对强，但以其持久性、广泛性和坚定性，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③而且，中国抗战不仅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由此开始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酝酿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正是在中国对抗战的坚持中，迎来了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阵营的最终形成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全面支持，中国则通过自身向世界反法西斯的人道正义大潮的主动融入及为世界反法西斯正义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积极参与型塑和维护战时及战后世界新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