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与“有”的相遇：《史集·印度、信德与克什米尔史》山水与涅槃主题插图再研究

       伦敦纳瑟尔·D.哈利利伊斯兰艺术收藏(Nasser D.Khalili Islamic Art Collection)中保存着一部1314-1315年完成于大不里士(Tabriz)的阿拉伯语《史集·世界史》插图残本，编号为MSS 727。①这部伊斯兰史学巨著由时任伊利汗王完者都( Khan，r.1304-1316)委托丞相拉施特·法兹鲁拉·哈马丹尼(Rashīd al-Dīn ，1247-1318)担任主笔，编纂于1304-1310年间，由《伊朗与伊斯兰史》《乌古斯突厥史》《中国史》《以色列子民史》《法兰克史》和《印度、信德与克什米尔史》组成。②

       引人瞩目的是，在这部哈利利本《印度、信德与克什米尔史》存世的9幅插图中，山水和涅槃首次成为伊斯兰细密画的独立母题。第36v页《祗树给孤独园的树林》(The Grove of Jetavana)再现了错落地生长在一块坡地上的五棵树木，被学界誉为西亚首张“形式最为纯粹的中国山水画”③和“伊斯兰世界已知最早的纯山水画”④。第37v页《释迦牟尼涅槃地拘尸那揭罗》(Kushinagar，where the Buddha achieved Nirvana)则刻画了释迦牟尼生命的最后时刻，显示出13-14世纪之交西亚多重宗教并存的复杂态势。⑤

       这两幅细密画在处理手法和风格特征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以至于人们必须直面两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在描绘弥勒和释迦牟尼的生平故事时，波斯画师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隐去这两位主角的形象，并借助树木和穹顶建筑等具象来取代伊斯兰艺术刻画神祗的主要手段——装饰图案和书法？为此，本文将集中探讨此类本质空无的表现手法的异域来源，及其融入伊斯兰宗教、文化与艺术传统的契机，从而揭示出蒙古统治时期欧亚大陆内部的跨文化艺术交流对伊斯兰艺术发展与变革的深远影响。

       一、被构造的历史

       与人们熟知的史学著作不同，《印度、信德与克什米尔史》更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和宗教典籍的怪异组合。它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记述印度本土通行的纪年法，山脉、河流、岛屿、城镇和人民的分布情况，以及德里苏丹国(Delhi Sultanate)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君主世系；第二部分载录佛陀释迦牟尼的生平故事、佛教教义以及这门宗教的发展情况。⑥

       根据拉施特本人的解释，鉴于印度本土并不具备系统性的成文史可供参考，他不得不四处征引一些零散的史料来重新构造出一部“印度史”⑦：

       由于印度地区的宽度和广度都十分辽阔，那里涌现出无数的君主，当地人民的信仰和风俗也和伊斯兰教的信众们有着巨大的差别。从这个角度来看，撰写这样一部从未为人所知的历史就显得极不可能，除非你已经从那些诗人、朝圣者和历险家们的口中听说过一些消息，或是从阿布·莱哈尼·阿尔—比鲁尼撰写的著作中读到某些篇章。⑧

       开篇第一章，拉施特选用10-11世纪的伊斯兰史学家阿布·莱哈尼·阿尔Ⅷ比鲁尼(Abu Rayhan al-Biruni)撰写的《印度志》(Indica)，摘录并组合书中谈到的、来自印度教和婆罗门教的“四时代说”(four yugas)，限定了整部《印度、信德与克什米尔史》的时间范围，并尝试借助克里塔(Krta)、特利达(Treta)、德伐波罗(Dvapara)到喀利(Kali)的生物演化逻辑来限定整部历史的发展轨迹。⑨而在第一部分第二、三、四章中，拉施特重点讨论上演这部历史的空间，从印度河上游的高原山地一直扩展到整片海洋环绕下的印度半岛。

       在框定时空范畴的基础上，拉施特随即展开了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印度君主世系的写作。除了取自《瓦萨甫史》(Tarikh-i Wassaf)第三卷和《王河》(Rajatarangini)的德里苏丹国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君主世系，⑩其余部分遵循“四时代”顺序，复述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所载日种王朝(Ikshvaku dynasty)和月种王朝(Luna dynasty)史迹，(11)并在喀利时代将尽时，借助释迦牟尼的皇族身份向第二部分过渡：

       在喀利年代开始的三千五百年之后，这些王子的后裔中出现了一位名叫净饭王(Suddhodana)的国王，统治着整片领土。他的儿子正是释迦牟尼，得名于释迦族名(Sakvas)。(12)

       然而，《印度、信德与克什米尔史》的写作重点并不是被拉施特称作“明日黄花”的第一部分。(13)一位抵达大不里士的克什米尔巴黑失卡玛拉失里(Kamalasri Bahsi)为第二部分的写作提供了全新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