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法国的书籍生产与思想转变再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18世纪是书籍出版趋向繁荣的时代,包括小册子在内的大量印刷读物进入法国人的日常文化生活,法国社会整体的思想气候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在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学术史中,长期以来一直普遍认为,启蒙书籍是促成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转换历史观察的视角,从社会政治面向透视18世纪中期的法国,此时启蒙大潮方兴,而法国社会整体的思想气候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转变。可能的实情是,启蒙时代理性精神和批判思维的成长,并非启蒙书籍流播教化的产物,而是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文明史一种持续性发展趋势的结果。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乃至启蒙运动,只是这一进程中一个个突出而显见的节点而已。18世纪来临的书籍时代与启蒙大潮,只能说是在广度上扩展、在高度上提升了该趋势。由于革命主角们从此前时代的著作及其倡导的思想原则中寻找话语来源,让人感觉是启蒙制造了革命,但实际上,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近代法兰西国家建构中留下的政治性和制度性的积弊。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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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1770年正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鼎盛时代,呈波澜壮阔之势,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诸多启蒙文人和作品大体上都是在此一时段面世。①因此,在关于大革命的学术史上,立场无论左右,学者们都宣称,是启蒙文人及其著作导致18世纪法国社会思想气候的整体转变。②20世纪60年代,法国书籍计量史研究兴起,对18世纪法国书籍生产的文类变动进行了大规模统计分析,给出了类似结论:法国书籍生产的世俗化趋向——宗教类书籍大规模减少和“科学与艺术”类书籍增加,是集体关注变化和新的自主性生成的显见征象,让当时代的人能感知到哲人将超自然之物从人的世界中逐出的努力。③继后十年,美国史学家达恩顿对法国“书籍社会学派”的计量史学研究路径提出质疑。他“深描”旧制度末期法国文学界底层众生相,认为深陷社会流动危机的底层文人撰写的小册子大量流行,对旧制度构成了真正的意识形态侵蚀。④20世纪80年代,书籍史研究进一步演化发展,法国史学家夏蒂埃秉持他的阅读实践理论,研究了旧制度末期法国社会的集体心理和文化转变。在他看来,18世纪后半期开始在法国人集体心理层面开启的去神圣化进程,“不一定是思想作用的结果”,而是日常行为实践的结果,即大量的私人化阅读培育了公众对权威的疏离感。⑤尽管史学家们所利用的材料不同,以及由此导致的切入路径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并无本质性不同,他们都认为书籍/阅读在18世纪法国人“集体心态”(mentalités)的转变中起了关键作用。

       然而,将18世纪法国“集体情感”(sensibilité collective)转变的动能仅仅归于书籍的生产和阅读却过于视野狭窄。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史学家们未能摆脱米歇尔·福柯所严厉批评的对“起源的幻象”的痴迷,另一方面在于史学家们“囿限”于他们的研究对象中,未能跳出研究对象之外观照更宏大的历史面向。因此,本文试图在借鉴并反思18世纪法国书籍史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观察18世纪法国书籍的生产与阅读在社会整体思想气候转变以及剧烈的政治变迁中的真正作用,同时就该领域“启蒙与革命”的经典话题提供一孔之见。

       一

       启蒙哲人、巴黎的“巡游者”梅西耶18世纪80年代相继出版了皇皇六卷本著作《巴黎图景》,其中描述道:“几乎所有书籍都出产自巴黎,即便它们不是在这里印刷出来的,但一切皆源自这个伟大的启蒙之乡。”⑥这位文人对18世纪新兴的书籍生产的繁荣景象欢欣鼓舞,在他眼里,书籍出版不仅是重要的商业生产部门、平民百姓生计之所系,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世纪思想的重塑和真理的传播。诚如斯言,在这个被后来研究者喻为“书籍时代”的世纪里,巴黎是法国无可争辩的文化出版中心,其出版印刷商是当时图书生意世界和思想文化生产的主宰者。

       首先,在官方出版制度的规约下,巴黎的印刷作坊数量不断减少,但规模在增加。1701年,巴黎有51家印刷作坊,195台印刷机,职工人数280人。1723年2月,王国政府颁布《出版业规章》,其第49条重申,严格执行之前的各项出版法,尤其是1686年的法案。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条款是,只有作坊主数量减少到36家时才会接纳新成员的加入申请。巴黎的出版印刷业因此渐趋集中。1750—1770年,此时正当启蒙运动高潮时期,巴黎印刷作坊的数量已减少至40家;但同时,这些作坊的规模和雇工人数有较大幅度增长。1770年,巴黎有40家印刷作坊,职工人数928人,拥有印刷机309台,其中包括新式滚轮印刷机194台(参见表1)。⑧

      

       其次,在外省,虽受到王国政府带有歧视性的限制,但在一个印刷书逐渐确立其作为信息和知识传播主要载体的时代,其印刷业在18世纪实际上也有颇为可观的增长。1701年,外省有印刷作坊410家,但职工数仅有539人;1764年,印刷作坊数量与职工人数呈现前者大幅降低、后者大幅升高的局面,分别变成274家和913人。⑨作为区域工商业中心城市或沿海港口城市的里昂、鲁昂、波尔多、图卢兹、马赛以及政治飞地阿维尼翁,是当时法国重要的地方性出版中心。

       当然,比较而言,当时外省的出版业无论在数量还是内容上都无法与作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化中心的巴黎相提并论。从数量上说,如1764年,巴黎的印刷作坊平均出版8种刊物,而外省只有3种。从内容上说,两者所出版的图书亦有明显不同。外省印刷的基本上是当地城市所需的文件,以及地方性或地区性的印刷品等,如宗教祈祷书或教科书。⑩而巴黎的书商和出版商依靠接近政治与文化权力中心的便利,在获取图书出版特许上具有天然的优势,享有外省无法匹敌的作者资源和读者市场。他们的店铺是当时文学社交的中心之一。文人作者与出版商在这里交流意向和策略,内蕴着知识信息和思想的图书从这里产出和流播。

       那么,在这个书籍成为知识信息传播利器的时代,法国出版业究竟生产了多少书籍,其所出版的书籍文类究竟如何呢?根据法国“书籍社会学派”的计量研究结果,从摄政时代(1715—1723)到大革命前,法国获得“特许”出版的图书共31716部,“默许”出版的共12610部。(11)按照书籍文类来分,整个18世纪,在“特许”出版的书籍中,法律、历史和纯文学方面的书籍出版数量在出版总数中所占份额基本保持不变;但是,“神学”与“科学和艺术”书籍所占份额大小发生颠倒,“神学”书籍从17世纪末占特许出版总量的约1/2降至18世纪80年代的约1/10,填补其空出份额的则是代表世俗文化的“科学和艺术”书籍。这种趋势在默许出版的书籍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其中,神学和法律书籍几近消失,纯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的题材占据绝对优势,其中“科学和艺术”书籍增长尤为显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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