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禮賢與建德周氏四代交誼考

       由於建德周氏在政界、商界、學界的重要地位，①坊間有很多相關的書籍，大都是對周氏人物在以上幾個方面“事迹”的探尋和論述，很少見到同時代與周氏四代均有交往者對周氏的直接描述。德國傳敎士衛禮賢在靑島期間，與周氏四代均有交往，且一段時間過從甚密，並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此多有提及。本文擬以衛禮賢與周馥、周學熙、周叔弢以及周一良四人的交誼爲綫索，鈎沉出一些迄今研究者未關注的一些內容，並指出他們交往的時代正是新舊世紀交替的“鞍型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衛禮賢及周氏在歷史轉折時期的特殊地位。

       一

       衛禮賢(尉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出生於德國南部的斯圖加特。早年他接受過系統的新敎神學訓練，後於1899年被同善會(AEPM，Allgemeiner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派往被德國人占領的靑島傳敎。1901年衛禮賢在靑島改建了由同會之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創立的學校，名之爲“禮賢書院”。由於辦學有功，1906年淸政府賞給他四品頂戴。除了敎會和學校的工作，衛禮賢在靑島花費了巨大的力來翻譯中國的經典：他同前淸遺老勞乃宣共同研究了《易經》及其他儒家、道家的經典，並將這些中國文化典籍的大部分譯成了德文，交由當時設在萊比錫的奧伊根·迪德里希斯(Eugen Diederichs)出版社出版。②一次大戰結束後的1920年夏天，衛禮賢回到德國，次年年底，柏林外交部又任命他爲德國駐北京公使館科學參贊。這次在北京的逗留使得衛禮賢有機會跟“新文化運動”的英分子如蔡元培(1868-1940)、胡適(1891-1962)等建立了聯繫，1923年10月他在公務之餘還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開設講座。在中國度過了25年的光陰後，1925年衛禮賢回到法蘭克福，在那裏他創辦了中國學院(Das China-Institut)，以介紹、研究中國文化爲目的。在此期間，他還創辦了《中德季刊》(Chinesische Bltter，後更名爲《中國學報》[Sinica])，影響垂深。1931年，衛禮賢去世，享年不到57歲。

       衛禮賢一生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對中國典籍的德譯。他先後翻譯了儒、道等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經籍，這些譯本使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迅速進入德國思想界主流之中，影響到了當時德國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衛禮賢同中國學界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關係，早在他在中國逗留的日子裏，就與前淸遺老、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健將們建立起密切的往來。

       衛禮賢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對中國文化所持的態度。他於1926年在德國出版的《中國精神》(Die Seele Chinas，或譯作《中國心靈》)中，③特別對西方人在中國人面前所表現出的傲慢態度進行了批評，他指出：

       如果我們以人道的方式對待他們(指中國人——引者注)，而不是爲了一己之私利，既不爲了金錢，也不爲剥削他們的勞動，或者不會由於想讓他們得到永恒的幸福而讓他們改變信仰，不讓他們加入某一陌生的機構而使其感到更加難堪的話，那麽我敢説没有任何民族會比中國人更友好、忠誠、親切的了。④

       在衛禮賢看來，歐洲人只有深入中國人內心去體驗他們的感、思維，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他們；而在中國人一方，由於他們感到自己被理解、悅納，從而會感到滿足、愉悅，對尊重他們的西方人也會予以友好的回饋。

       衛禮賢接着寫道：

       在歐洲人面前具有這樣的認識，無疑並不容易，因爲當時存在着另外一種普遍的看法。很長一段時間，只要我尋求堅持我的觀點，我遇到的就是周圍人的神經過敏。歐洲人確信，高一級的歐洲文化理應受到保護，從而不受黄禍的侵入，但這些人却没有注意到，情況正相反，他們實際上處於攻勢之中，竭盡全力將東亞的偉大文化徹底地毒殺在萌芽狀態。因爲即便是文化也可能爲致命的境遇以及强烈的影響所毒殺。⑤

       自大航海以來，西方世界一直認爲自己才是文明的民族，有責任和義務推廣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這種文明布道的使命感在19世紀達到了極致。他們認爲他們爲世界的蠻荒之地帶來了安寧，向“野蠻人”傳播了“文明”的制度和標準。這一切的前提是，歐洲人堅信自己的生活方式具有優越性。⑥而衛禮賢卻常常設身處地地從中國人的角度來思考當時歐洲人的普遍看法，從而提出往往異於當時“主流觀點”的卓見：他認爲在歐洲所流行的對中國人形成的先入爲主的負面觀念，並不能夠代表中國人就擁有這樣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