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揽驭到召唤: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与“英雄”概念变迁

作 者:

作者简介:
赖静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
江苏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英雄”是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孕育生成的词汇,最晚于西汉初年出现,走过整个帝制时代,见证了现代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其内涵的演变与近代中国国家建设进程密不可分。王朝时期,“英雄”主要指才智和胆识超群的杰出人物。自奉“替天行道”的“英雄”延揽能臣良将式“英雄”建国兴邦,并行帝王驾驭之术,使其恪守人臣之本分。清末西潮东渐,传统秩序遭遇总体性危机,建设独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核心议题。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艰巨任务促使国人召唤多重面相的“英雄”:召唤“过渡时代之英雄”以引领近代国家转型,召唤“中华民族之英雄”以形塑民族认同,召唤“芸芸平等之英雄”以为国家建设之基石。“英雄”概念由此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拓展。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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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①“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②辛弃疾的一首《永遇乐》、杨慎的一曲《临江仙》,一“无”一“空”,是对中国历史长河中曾经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英雄人物随风从水而逝、无可接续的慨叹。斗转星移,“英雄”以一种全新的面貌闪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图谱中,且可学、可效:所有在平凡岗位上恪尽职守,不辞艰险,为党、国家和人民利益而奉献自我的人皆可被称为“英雄”③,这与帝制时代的“英雄”意涵相去甚远。此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它与中国政治和社会场域的转换又有怎样的关联?

      概念史研究认为,历史沉淀于概念,政治社会的变迁必然在特定概念中留下语义烙印。而概念本身有着自己的历史,沿着时间轴走过不同时期,在其内涵的引申、变异及转移过程中展现强大的存在力。由此,历时长久的“基本概念”④储存着丰富的“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密码⑤。考察“英雄”这一词汇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它最晚于西汉初年出现,走过整个帝制时代,见证了现代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一直沿用至今,其内涵的演变与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进程密不可分。清末民初建构“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愿景使“英雄”这个概念上承传统王朝时期建功立业、驱除鞑虏的精英色彩,下启共和时代“人人皆可为英雄”的平民意识,大大拓展了“英雄”概念的外延。由此,从传统王朝国家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当口也成为“英雄”概念变迁的重要关节点。

      一、古典中国“英雄”概念的创生及意涵

      “英雄”是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孕育生成的词汇,从单字到词语再到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英”,本义指花,《尔雅·释草》有云,“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⑥,以“英”指草本植物绽放之花。屈原在《离骚》中曾言,“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⑦。此后,“英”借由花之美而喻人,从形容女子容颜姣好,到暗喻品行高洁,后用来指称能力或智慧出众者⑧。但才智仍有高下之分,先秦古书《文子》特意对“英”“俊”“杰”“豪”进行了区别:

      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杰,十人者谓之豪。明于天地之道,通于人情之理,大足以容众,惠足以怀远,智足以知权,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信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杰也。守职不废,处义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人豪也。⑨

      可见,“英”处于道德与才智金字塔的顶端。荀子更是以“英”来称颂尧、舜等超群杰出之人:“尧、舜者,天下之英也。”(10)足见“英”的格局之宏,德才之伟。

      “雄”,形旁隹为禽鸟之象。《说文·隹部》:“雄,鸟父也。”(11)本义指公鸟,后来逐渐引申指其他雄性动物。因雄性在体力条件上的先天优势,逐渐形成“以雄为大”的思路,后常用来指勇武有力、杰出而有气魄的男性(12):“勇士一人,雄入于九军。”(13)这是何等的威武雄壮!

      “英”“雄”,一花一禽,虽本源不同,然殊途同归,都可指代“杰出的人物”,只是前者更重智慧与才德,后者更强调威武,尚力而轻德,因而会有“枭雄”之谓。不过,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两者取其上意相结合,遂有才智、勇武皆过人之辈——“英雄”(14)。

      在《四库全书》中,“英雄”一词共出现8315次,其中集部最多,出现5418次(15)。以笔者目力所及,“英雄”一词最早出现在兵书《六韬·龙韬·选将》(16)中。“武王问太公曰:‘王者举兵,欲简练英雄,知士之高下,为之奈何?’”(17)此处周武王要选拔“英雄”——智勇兼备之“士”来充任将帅。太公认为士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品质不相符的情况有15种,要想了解他们,有8种办法:

      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18)

      以当时之见,能称得上英雄者,应具备逻辑思维清晰、能随机应变、忠诚而有德行、清正廉洁、意志坚定、勇敢而节制等特质,此乃人中之杰,寥寥矣。

      从单字“英”“雄”到“英雄”一词的合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与中国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演进、文化以及心理的变迁息息相关。西周以来,注重道德、强调天命和区分等级的趋向使得“圣人”“贤人”“圣贤”成为人物品格褒词中的核心概念。“英”“俊”“杰”“豪”“彦”等字虽也与“圣”“贤”互用或联用,但更为突出人的才能。进入战国后,各诸侯国弃仁义而重权谋,废礼乐而兴兼并,注重道德完善的“圣贤”观念受到极大冲击而趋于式微,“豪杰”“雄骏”等特别强调勇武雄强品格的词汇开始被高频使用。在此背景下,分别作为植物界与动物界最高代表的“英”与“雄”被搭配铸为新词,开始出现在古代典籍中,代表了华夏民族最高层级的人才(19)。

      “英雄”一词,虽至迟在西汉初年创生,但在大汉王朝的抵定期难有其尽显“本色”的机缘。至两汉之交、天下大乱之际,在方望和班彪为劝诫隗嚣等强力人物勿觊觎王命而作的《辞谢隗嚣书》和《王命论》中也只是零星出现“英雄”一词:“大事草创,英雄未集”(20);“英雄陈力,群策毕举”(21)。此处之“英雄”意指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22)的真命帝王陈力举策、贡献才能的能人臣子,与享有天命的圣人帝王显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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