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中，通货膨胀是一个重要话题。晚清通货膨胀则由于各种原因，学界关注程度较小。以往学术界对咸丰朝通货膨胀成因研究多集中于太平天国运动冲击，将其作为诱发的主要原因。彭泽益认为“主要是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战争时期滥发票钞和滥铸铜铁大钱引起的”。①张国辉持有类似观点，并将鸦片战争的因素纳入考虑范围。“清政府在应付内外战争中消耗大量的战费，对外战争失败后又支付了巨额赔款，这些均成为国家沉重的负担”。②杨端六则将咸丰时期币制改革的原因理解为“咸丰初年，太平天国成立，清朝财政更形匮乏，旧的货币金融制度实际上已无法维持下去”。③各方观点共同之处在于，将咸丰时期通货膨胀原因归为太平天国运动引起的财政危机。清末通货膨胀相关成果相对较少，彭信威《中国货币史》、④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中有所涉及，⑤但学界专门对晚清不同币种之间购买力变化趋势的专项研究偏少。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晚清币种购买力变化为切入点，揭示多元本位货币体系之下，清政府货币制度与思想局限性。 一、咸丰朝币种购买力相悖运行特征影响下的通货膨胀 国际白银减产诱发道光萧条，进一步减弱清政府应对社会危机的财政能力。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窘迫财政自然难以应对，清廷被迫选择赤字货币化政策。因币材定价、来源掌控能力差异，银质货币购买力相对稳定，劣质货币价值迅速下滑，形成相悖走势。 (一)财政赤字货币化诱发下的无序发行 明代之后，白银成为中国货币体系核心。作为非产银国的中国，对币材供应缺乏必要控制权。19世纪初叶，拉美独立战争爆发造成白银产量下降，客观引发中国经济萧条。同时，西方国家同样遭受白银短缺困扰，为弥补贸易逆差转而向清朝出售鸦片，引起国内白银进一步紧缺，使中国经济不景气更加严重。在道光萧条影响下国家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工部侍郎吕贤基采用中医口吻描述情势“譬之於病，元气血脉，枯竭已甚”，⑥客观说明在传统视野中，清王朝活力丧失，财政、军事、社会出现全面危机。 由于军费骤增和库存空虚，战争之初清廷即陷入“筹饷维艰”处境。在“供亿浩繁”军费影响下，清廷财政已经“司道库藏，搜罗殆尽”。⑦1853年8月，户部库存实银“仅存十万余两”。截止到明年(1854)上忙之前，应出各款460万两—470万两。祁寯藻预计各省上忙交付款项“为数仅及(额定)十分之二”。⑧清政府军费“靡费帑金至贰仟数百万两”，户部已将“罗掘之方、无微不尽”，但依然“日不暇给、计无所出”。⑨户部银库枯竭说明嘉道年间“虽有欠缺、尚可通融、虽非现银，尚可停待”惨淡经营的财政局面宣告破产，大钱等劣质货币发行成为“万分支绌之时……暂作权宜之计”。⑩ 在战争倒逼下，清中央政府要求各省立即推行大钱制度。中央对地方控制力、财政状况差别造成各地态度和措施区别。从货币流通规律出发，祁寯藻要求各省“设法速立官钱局……妥议章程，奏明立案”，(11)明确要求各省仿效中央币制加快发行大钱、贱金属钱步伐，“以备该省留支等项之用”。京饷则继续采用白银为主，维持中央财政利益。地方政府在财政与政令压力下陆续铸造劣质货币，并随中央掌控强度有所差异。1854年，内地、边疆诸多省份将大钱余利作为弥补财政亏空重要工具，大钱铸造区域出现由点向面扩展。 各级政府无序发行造成货币投放量骤然增加，战时经济环境货币需求有所降低，两者矛盾进一步加剧通胀危机。道光时期银贵钱贱，铸钱数量难以反映社会经济需要，如果按照乾隆时期解京铜额估计，每年约可铸钱168.8万串。(12)咸丰三年(1853)后八个月所发钱钞达到1200万串，(13)相当于正常时期7年发行数量。另据统计，1851年—1861年发行各种货币总量为6129万两。如按照1∶2000银钱比价，折合制钱1225.8千亿文，平均每年1114.3万串，接近于正常需要总量的10倍。(14)“货币增长率的变动影响通货膨胀升降，物价水平直接为货币供应量所左右”，(15)货币总数过量发行必然引起物价上涨或变相上涨。由于晚清货币体系的特殊性，币值下降不仅表现为某种货币标记的价格上涨，而是体现为不同币材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和对其他币种的贬值。白银虽然作为一种货币，由于其保值性较高且供应量锐减，银计物价有所降低，则是此次通货膨胀的特殊性。 (二)劣质货币滥发冲击下的多元比价失衡 受白银供应数量限制，劣质货币滥发必然导致货币比价波动。关于咸丰时期银价，学界基本一致的观点是1856年—1857年为分水岭。(16)整体而言，实行币制改革之后，银价呈现不断上升之势。然而，由于地方政府推行劣质货币步伐不一、西方介入程度差异等原因，银钱比价出现区域差异。新式货币投放初期，由于民众好奇心理和便于携带优势，对于银钱比价影响偏弱。1851年—1853年，北京地区比价由2100文—2200文涨至2400文—2500文，涨幅相对有限。1854年，大量劣质货币进入市场，银钱比价开始波动。劣质货币、铜制钱与白银比值出现不同趋势。北京地区每两白银合制钱2750文。(17)如果按照政府开支的搭放方式计算，大钱、制钱混合体需要4000文兑换库平银1两。1855年，天津一带“银价日昂，民生日蹙”，(18)银钱比价达到京钱7000余文。(19)1857年，直隶官价规定官票每两京钱4000文外加六分补平，总计4240文。但是，直隶全境银价仅为京钱3200文—3500文。(20)按照官价要求缴纳钱粮则“民间未免苦累”。1858年9月，直隶银钱比价达到京钱1.2万文，相当于制钱6000文。咸丰九年约合京钱1.7万文。1860年—1861年，分别升至票钱3.8万文和6万文。(21)铁大钱、纸币基本丧失支付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