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大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要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了“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两个结合”不仅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且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开辟出新的境界，使思想政治教育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提供主动奋发的精神力量，从而更好地发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功能。 一、“两个结合”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方法论指南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价值教育，与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环境密不可分，与这个共同体的信仰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相联结，而这些文化观念又是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要与具体的时代和社会状况相结合，因时因地因势地运用。 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是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类社会一直以来扑朔迷离的各种猜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找到了科学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在“世界文明大道”上产生的，“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1](P317-318)“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2](P217、218)“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3](P495)“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法国所有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4](P418)“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4](P309-310)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是在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欧文明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革命性变革的新学说，无论是材料的占有、实证的分析，还是叙述的逻辑方法，基本上都是在适合西欧社会状况的语境中展开的论述，即使是对于同属欧洲文化的俄国，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认为情形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第一个结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从空间的维度，“第一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这个原来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的幽灵”，来到了占世界人口1/5的古老中华大地扎根，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扩展，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拥有更为广阔丰富的社会空间、历史空间、价值空间。 100多年前，陈望道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1920年在上海出版，马克思主义开始以全本中文的形式出现，在关键概念的汉字用语斟酌上会意传神，颇有建树，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中国化开启了筚路蓝缕的征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思潮百舸争流，各种主义竞相出场，比如，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宣言》翻译那个时段正好在华讲学，但更多是在教育思想方面影响了中国。在影响并变革中国社会方面，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下了根。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所指出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其科学性，正如《宣言》出版25年后的序言所说，《宣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而它最初所批判的曾经显赫一时的、强大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十月革命的炮响为古老的中国大地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是就恍如隔世的时代而言，还是就茫然陌生的地域而言，这一学说都与当时的中国相去甚远，但在当时以此为指南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开始说中文。在坚定的科学信仰中，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困境中发展壮大，法宝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中国具体实践使马克思主义跨越空间，在东方大地体现、见证其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与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活的灵魂具有同构性。在这个结合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我国具体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与发展，实事求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5](P17)充分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P691)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每一个部分从头开始研究、分析、判断，不能把这个“一般历史哲学理论”[3](P467)当作“超历史”的“万能钥匙”，去套出一切社会的简单化结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7](P707)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最大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