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独立文艺青年主要指活跃于文化领域，独立于传统文化艺术机构，采取灵活组织方式开展文艺创作和服务的青年群体。比如，独立电影人、独立戏剧人、独立音乐人、自由美术创作者、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等。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数据，截至2019年10月，文创产业从业人员有870多万人，街舞从业人员超过30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为18-35岁的青年[1]。独立文艺青年人数众多、结构趋于复杂，也是社会参与的重要群体之一。独立文艺青年合理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对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这对于传统社会治理理念与方式更新、提高公众参与度、加快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具有特殊价值[2]。 独立文艺青年的社会参与议题备受关注，学界主要从参与动机、特点和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如李春玲等人指出，独立文艺青年人数逐年增长，成为新兴青年群体中最具活力、最具情怀的群体，其渴望通过社会参与获得社会认可[3]；朱建刚则指出，新兴青年的社会参与和利益表达呈现出与其他阶层不同的特征，其社会参与水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维度上差别较大，表现出“强经济和文化参与、弱政治和社会参与”的基本特征[4]。此外，有些学者也指出，一些独立文艺青年依托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5]。尽管学术界对上述话题有所讨论，但不可忽视的是，独立文艺青年社会参与的实践究竟表现出哪些特征，面临何种困境以及如何破解，仍是提升其社会参与效能亟须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2022年在全国10个城市完成的问卷调查数据以及代表性人物深度访谈资料，从个人和组织两个层面分析独立文艺青年社会参与的特点及面临的困境，尝试提出优化独立文艺青年社会参与的可行性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背景 托克维尔指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平等行使政治权利是民主社会的重要特征，公民的积极参与让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6]。总体而言，在既有文献中，国内外对于社会参与的概念有些许差异，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参与是实现西方民主的重要步骤，而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参与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分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参与是一个动态的、渐进式、多维度的综合性概念，根据不同属性，可以将社会参与分为政治性社会参与、生产性社会参与、集体性社会参与等[7]。也有一些研究认为，社会参与类似于结构性社会融合，是公民在制度和组织层面参与或影响政府及社会公共事务的行为[8]。 1960年，美国公众社会参与的水平不断下降，这引起了学界对公众参与议题的关注和讨论，而斯考切波和菲奥里纳主编的《美国民主的公民参与》一书正是回应了上述争论与关注。该书分别从社会资本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对影响公民社会参与的因素进行了详细梳理与归纳[9]。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制度环境，提出从制度主义、社会动员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维度对青年的社会参与进行阐释。 (一)制度主义视角下的青年社会参与研究 制度主义视角强调制度在形塑青年社会参与方面的重要作用。既有研究指出，户籍制度将流动人口排斥在流入地的社会资源之外，导致他们无法进入主流社会[10]。也有研究指出，户籍制度对外来青年的限制以及就业中的歧视等导致这部分青年游离于城市的边缘[11]。公共服务制度、就业保障、住房制度等对青年社会参与意愿和水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一些研究指出，拥有住房产权和获得优质公务服务能够显著提升公众的社会参与度[12]，公共服务的“洼地效应”则会降低青年社会参与水平[13]，公共卫生服务的提升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水平[14]。 (二)社会动员理论与青年社会参与研究 社会动员理论最早由美国社会与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提出[15]，随后围绕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不断推进，形成了资源动员理论和行政动员理论两个分支。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组织可以实现资源最大化的配置和动员，因此社会参与是高度组织化、制度化的行为；行政动员理论则指出，公众的社会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向下延伸以及基层体制内力量的动员。国内学者立足于我国实践，不断充实社会动员理论，如张华指出党团引领是青年社会参与的重要行动特征[16]。 (三)社会资本理论与青年社会参与研究 青年的社会参与不仅受到制度约束，也会受到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的影响[17]。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社区中的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人际网络对公共参与和合作具有重要作用[18]。徐延辉、史敏等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社会信任分为政治信任、市场信任、普通信任和人际信任，并发现普通信任对社会参与具有正向影响[19]。也有学者发现，不断输入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有助于提升公众参与的积极性[20]。周晓丽、韩明阳则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多维异质性，发现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无显著影响；在中部地区，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呈显著负向影响；在西部地区，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呈显著正向影响[21]。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了社会网络对公众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青年社会网络的单一性会影响其社会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22]；赵清军和何军也发现，异质性社会网络显著提升了公众社会参与水平，但社会网络的提升效应在不同代际和教育程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