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 与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相比，中国古代哲人对于世界的看法是实在论的。这一点在冯友兰撰写《中国哲学史》时就已经指出了：“中国人对于世界之见解，皆为实在论。即以为吾人主观之外，实有客观的外界。谓外界必依吾人之心，乃始有存在，在中国人视之，乃非常可怪之论。”(冯友兰，第111页)张岱年后来在写《中国哲学大纲》时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印度哲学及西洋哲学讲本体，更有真实义，以为现象是假是幻，本体是真是实。本体者何？即是唯一的究竟实在。这种观念，在中国本来的哲学中，实在没有。中国哲人讲本根与事物的区别，不在于实幻之不同，而在于本末、原流、根枝之不同。”(张岱年，第9页)这种认为世界是实在的观点，是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同时，中国古代哲人对于道德理想的看法也是建立在对外在世界认识基础上的，并且认为二者密不可分。张岱年把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概括为“同真善”：“宇宙真际的探求，与人生至善之达到，是一事之两面”，“道兼赅真善：道是宇宙之基本大法，而亦是人生之至善准则。求道是求真，同时亦是求善。真善是不可分的”。(参见同上，“序论”第7页)所谓真、善的问题也就是实在与道德的问题。 在冯友兰、张岱年等的研究基础上，李存山对于中国哲学的实在论与道德论作了更为系统的论述。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最重要的是其实在论和道德论的传统”(李存山，第155页)。他还指出，中国哲学的道德论是以实在论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实在论，既是世界观，也是价值观。它肯定现实世界的真实，即其价值取向是‘现世主义’的，它主张在现世的生活世界中实现人生的道德理想，故中国哲学的实在论与道德论是统一的或互补的。”(同上，第160页)以上诸位先生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实在论和道德论毕竟属于不同的领域，前者主要是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后者则是对人生价值的探讨。那么这两个不太相同领域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呢？换句话说，作为实在的本体如何同时具有承载价值的功能呢？下面我们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一新的探讨。 一 中国哲学的真正诞生始于老子和孔子。老子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系统探讨宇宙起源的哲学家。在老子看来，宇宙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道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和总根据。道与万物是生成与被生成、本与末的关系，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老子虽然论述了道与德的关系，认为道是德的根据，德是道在万物上的落实，但老子所说的德并非伦理价值意义上的道德。对于伦理价值意义上的道德，老子是持反对态度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仁义等是道丧失以后才产生的，故“大道废，有仁义”(《老子·第十八章》)。在老子那里，作为万物根据的具有实在性的道是不具有承载道德价值之功能的。 与老子相比，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第一位系统阐述道德价值的思想家。孔子最核心的思想观念就是“仁”，这也是儒家道德论的根本思想。在孔子那里，仁是以爱人为主要内容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是每个人应该追求的最高理想。孔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仁的实现完全是自觉和主动的，“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的实现不仅要成就自己，还要成就他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因此，孔子所说的为仁之方是一个由近及远，逐渐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的过程。可以说，孔子以仁为基点，把个人具有的道德属性逐渐推到整个人类社会，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成为一个道德的世界。那么这种仁德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呢？孔子本人并未明确指出。不过，孔子也言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由此可以推断，仁德是具有先天性的。这样看来，孔子所说的仁德之所以能够实现，就在于其是从天那里得来的。这显然继承了西周以来以天具有道德属性的思想。至于天何以具有道德性，孔子并未作进一步的论证。 孔子之后，《中庸》进一步阐发了道德与实在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庸》开篇便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也就是说，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天道就是善的。这实际上预设了天的道德属性，把人间所追求的道德属性投射到天上，并反过来以天作为人间道德属性的根据。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也有类似的看法：“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但与《中庸》相比，《性自命出》并不认为人性天生就是善的：“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天”在《性自命出》中仅一见，很难断定其具体含义，但其与《中庸》中“天”的含义显然是不同的。 孟子则直接从人的内心来论证人的道德属性。在孟子看来，人性之所以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就在于人心是善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那么这种心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孟子将之归于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既然人的道德属性是天所赐予的，那么每个人一出生就具备善的道德品性：“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人的“良能”“良知”等道德属性是天生具有的，不是后天习得的。人人都可以把这种天生具有的道德属性推广至天下。正因如此，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同上)。与《中庸》一样，天在孟子那里也具有道德属性：“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与孔子相比，《中庸》和孟子对作为人类根据的天直接赋予了道德属性，从而比较顺畅地使道德论与实在论之间有了统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