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23)05-0008-08 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特定的批判指向，因为只有在比较的视野中才可谈论“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体现在何处？既有研究走向两极。一极是从极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其“新”，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同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党的领导、人民至上、理论创新等等都归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这种理解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无限延伸，无法凸显出“新”的独特性价值和革命性意义；一极是从极为狭窄的意义上理解其“新”，只从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角度理解，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既利用资本又驾驭资本的文明，这种理解无法面对“新经济政策”所提供的文明样态，“新经济政策”同样着眼于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问题。那么，如何超越这两种理解方式呢？从文明转型的角度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终结(Ausgang)了“文明不均衡”，为文明不均衡找到了出路(Ausgang)①，走向了文明的协调性发展。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资本主义文明的连接 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阐释，需要一个理论上的纵深。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文明样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不能不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对话”中创立起来的，这种“对话”就表现为批判式拯救，通过这种批判式拯救，达至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连接。 首先，从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具有一般规律，虽然不同的思想家对于人类文明的认识具有不同观点，但是都不否认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具有规律性。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不真实的，真实存在的只是文明的历史。在《西方的没落》中，他提出了“文明忧患论”，认为文明的发展和生物的进化一样。他以生物学视角看待文明的发展及其规律，认为西方文明自19世纪以来进入到没落时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创立了“文明形态历史观”，在汤因比看来，历史研究不应该以国别为单位，而应该以比国家更大的文明作为单位，“从文明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察历史”②。他认为文明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学者亨廷顿持类似观点，他对人类冲突进行文明决定的解释，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③。如果从哲学角度思考斯宾格勒、汤因比和亨廷顿的文明观，可以发现，他们文明观的哲学基础都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黑格尔并不否认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也就是说要从“存在”出发理解文明，但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生活过程”，而是理性，“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④。在黑格尔看来，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的精神现象学。 马克思认为文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但是不能离开“现实生活过程”抽象地、孤立地理解文明的演化。他认为在任何时候，文明都只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⑤，问题不在于“政治的利益”，更不在于“纯粹的思想”，而在于“现实的利益”。理解文明不能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文明作为观念形态的“现实生活过程”，必须“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最早将文明与时代联系起来，他提出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⑥。马克思同样认为应该从时代出发把握文明，他根据人类“物质实践”的差别，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文明样态。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表现为“人的依赖”，与“人的依赖”相伴随的文明样态就是依附性文明，人的生产能力非常狭隘，“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⑦，这种社会形态下出现的文明同样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发展。作为上层建筑，文明的职责是为在“狭小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发展的“人的生产能力”辩护。资本主义时代，表现为“物的依赖”，与“物的依赖”相伴随的文明样态是资本增值文明。现代社会，资本成为社会发展主导性逻辑，成为社会生活“特殊的以太”“普照的光”，增值逻辑不仅是经济生活的逻辑，也泛化到社会生活诸方面，如政治、文化、生态等。资本增值成为生产方式的唯一目的，法国学者米歇尔·博德就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生产方式在起作用的逻辑，一种盲目发展而又顽强积累的逻辑”⑧，这种社会形态下的文明服务于资本增值。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的社会形态是“自由个性”形态，与这种社会形态相伴随的就是服务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文明样态。在社会形态更替的意义上理解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新的文明超越旧的文明是文明更替的一般规律，作为对资本增值文明的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新的文明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其次，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背景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重提资本文明作用的前提下诞生。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这种超越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在肯定资本文明作用的前提下产生的。马克思深刻论述了资本的文明性，他认为应当从社会形态更替的角度去认识资本的文明作用，与资本所创造的社会形态相比，以前的社会形态只是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对自然的崇拜”⑨。同时，和之前的阶段相比，资本主导的社会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⑩。在创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我们再次回到了马克思所讲的资本文明性，也逐步创立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立来说，这一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紧密相连，是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同步出现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反思而提出，同样，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作为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反思而创立。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但是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其弊端也凸显出来，邓小平就指出列宁因为搞了新经济政策，“思路比较好”，“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1)。之所以“僵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和资本文明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没有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继承传统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依据时代主题的变化而有所突破，正确地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将在传统社会主义视域下的“资本主义因素”解放出来，承认“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也把资本的文明性纳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