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结构与阶级意识的辩证统一

作 者:

作者简介:
韩志伟,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宋孟琦,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原文出处:
天津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实证化的解读,割裂了社会现实与革命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丧失了有力的革命指导。卢卡奇指出,必须在物化结构与阶级意识辩证统一的基础上重建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构成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问题。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物化结构中处于主客体同一的社会地位。这一特殊的社会地位直接促发了阶级意识的产生,并最终在物化结构与阶级意识的辩证统一中指向革命的实践。一些当代西方学者在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解读中将物化结构与阶级意识的辩证关系割裂,从而使革命道路问题再次陷入困境。霍耐特只抓住了对物化结构的批判,抹杀了阶级意识的革命向度;齐泽克只抓住了阶级意识的革命向度,使阶级意识成为纯粹的革命理论建构。如何在当代重新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我们需要回到卢卡奇,重思《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问题与当代价值。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2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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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回应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化解读造成的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曲解,卢卡奇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申明物化结构与阶级意识辩证统一对于坚持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所具有的核心意义。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无产阶级革命却陷入低迷。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对摆脱无产阶级革命的低迷状态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正因为如此,西方一些学者展开了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新解读,以期重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然而,在这些解读中存在一种倾向,即将物化问题与阶级意识问题割裂开来进行专门化的研究。这种“割裂”造成的后果是,如果只关注物化理论,就容易将卢卡奇解读为一位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家,忽视其思想的革命实践维度;如果只关注阶级意识,就容易将卢卡奇解读为一位依托意识而革命的意识革命家,忽视其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实际上,卢卡奇本人并没有将物化问题与阶级意识问题人为地割裂,而是将二者内在地融贯于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之中。这构成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问题。重思这一核心问题,需要我们回溯《历史与阶级意识》产生的历史背景,还原其原初语境,回应部分西方学者对这一经典著作的当代解读,进而凸显《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当代价值。

       一、第二国际理论家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路径及其实证化倾向

       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呈现出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第二国际理论家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在理论方面,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有留下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著作,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与科学性成为资本主义思想家的主要攻击对象;在实践方面,如何在资本主义新的发展趋势下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以推动社会主义运动,成为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下,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与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分别从不同方面重新解读了历史唯物主义。

       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现象,提出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剔除辩证法以修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构成了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重路径:去辩证法化。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贫富差距不断缩小;资本也并没有如马克思预见的那般集中,反而是中小企业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社会分层也更为复杂。对此,伯恩施坦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未能正确预见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主要在于其理论中的黑格尔辩证法因素。“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①在伯恩施坦看来,任何研究都必须立足于具体的事实进行精确的、不偏不倚的研究。而马克思正是由于陷入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陷阱,才过度相信经济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错误的预判。通过对经济事实的实证性分析,伯恩施坦认为,“非常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并且必须抛弃一切把它当成巨大社会变革的前导的那种冥想”②。最终,伯恩施坦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走向了民主改良的道路。

       相比于伯恩施坦的“离经叛道”,考茨基则显得更为“正统”。考茨基主张将自然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重新整合并进行系统化研究,以回应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性的质疑,这形成了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重路径:自然化。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考茨基是忠实的达尔文主义者,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关于世界的自然主义观点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成为考茨基毕生的理论追求。在考茨基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动植物的发展都遵循普遍规律,“如果在社会的研究中发现到与自然规律相一致的规律,我们就应乐意确认这种一致,应该认为这种一致加强了这两个领域中的规律。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唯物史观和把生物的发展归原于环境的变化的生物进化论之间的关系”③。对此,有学者指出,考茨基“比恩格斯更强烈地强调所有社会过程的‘自然的必然性’”④。考茨基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化的解读主要体现在他对意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论述中。总的来看,考茨基对意识也进行了自然化的解读。他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意识参与了社会的发展,但它的作用只是为有效的社会技术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础,只是自然必然性发展过程中的一环。考茨基并没有看到意识的真正的能动作用,认为社会发展也要服从必然的自然规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化的解读直接影响了考茨基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判断。考茨基既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经济解放的必要条件,又认为如果夺取政权的经济条件不成熟,夺取政权就不会导致推翻资本主义。这使得无产阶级行动丧失了有力的革命指导,从而陷入了一种意识形态危机。所以,考茨基只是在语言上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实际上却支持了修正主义者的改良道路。

       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不同,普列汉诺夫非常重视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作用,但是由于对辩证方法的僵化理解,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呈现出第三重路径:图式化。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意为“运用唯物主义来解释历史”⑤。也就是说,普列汉诺夫只是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作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上的应用,而未能看到历史本身的辩证发展。普列汉诺夫认为,“辩证法被描述为这样的考察方法:从事物的发展及其相互依赖的观点来考虑所有现象,并且在每种生命形式中寻找发现其形式上的消亡,以及变成其反面的根源”⑥。事物的发展遵循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过程:首先,社会主义必须以自由民主性质的政治革命为前提;其次,俄国准备社会革命之前,必须经历资本主义阶段;最后,社会主义变革必须由工业无产阶级完成。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终完成。由于对社会主义运动图式的严格遵守,无产阶级运动丧失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革命时机。对此,列宁批判道:“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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