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3)10-0015-10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不论是对“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的探讨，还是“对功能主义理性的批判”，都涉及社会合理化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行为合理性问题就是社会合理化问题。如果说，合理性问题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逻辑起点；那么，社会合理化问题就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指向。因而，重新理解社会合理化问题，对于深入理解交往行为理论、整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乃至整个现代性理论和社会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哈贝马斯的视域下，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讨论“社会合理化问题”的理论脉络。 一、社会合理化问题：从历史哲学构想到社会学模型 (一)“社会合理化问题”之历史哲学构想及其现代转型 哈贝马斯指出，在社会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社会合理化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主题：18世纪历史哲学对社会合理化问题进行了探讨；19世纪进化论的社会理论接受并转变了这个主题。 例如，在《人类精神的进步史表纲要》中，已经包含历史哲学的最重要主题。在那里，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根据数学自然科学提供的合理性模型解释人类历史，将人类历史理解为合理化进程，并将文明进步归结为人类精神的进步。“对于人类曾经是什么样子和今天是什么样子的这些观察，于是便会引导我们找到保证并加速我们的天性所容许我们还能希望有的新进步的种种办法。……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除了自然界把我们投入在其中的这个地球的寿命而外，就没有别的限度。毫无疑问，这种进步所经历的行程可能或快或慢；但……这种进步……决不会倒退。”① 围绕着合理化问题，孔多塞主要有四方面考虑：(1)依据科学进步模式重释“至善”(Perfektion)概念——它不再像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那样，意味着事物本身固有的目标的完全实现，而是意味着目的受到限制的完善过程，就像哈贝马斯所说，在孔多塞那里，“至善被阐释成进步”②。(2)偏见和迷信属于对自然的反抗。因而，现代自然科学知识构想贬低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政治的传统观念。可以说，面对这些传统观念，科学的启蒙功能日益增长。(3)启蒙概念作为科学进步观念与科学也服务于人类道德完善信念之间的桥梁而起作用。因而，道德—实践偏见已经通过科学的批判力量而动摇；人类能够借助于科学回答规范问题，从而获得道德概念；而且，人类也有能力使道德科学达到自然科学的精确水平。(4)如果启蒙能够依靠人文科学，而且人文科学知识进步像自然科学知识进步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在方法论上得到保证，那么，就不仅可以期待单个人的道德进步，而且可以期待文明的共同生活形式的进步。 基于上述四方面的考虑，哈贝马斯指出，孔多塞像康德一样，认为文明进步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保障公民自由的共和国、一种确保永久和平的世界秩序，一个加速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以及废除和补偿社会不公的社会制度”③。应该说，哈贝马斯将孔多塞置于进步主义或乐观主义文明论的框架中是合乎实际的。因为孔多塞对社会合理化采取积极态度，对历史发展、社会文明采取进步主义甚或极度乐观的态度。当然，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是相符的。对此，我们无需也不能苛求，尽管孔多塞的进步主义的历史哲学构想存在着盲目乐观的嫌疑。 不过，哈贝马斯并非完全认同孔多塞，而是对上述四个预设进行了质疑，并阐发了自己对社会合理化问题的看法。哈贝马斯说：(1)如果孔多塞的直线进步构想奠基于现代自然科学进步之上，那么就必然设定一些先决条件：(a)物理学的历史以及以物理学为样板的科学被重构为一个连续发展之路；相反，后经验主义科学理论强调理论形成对范式的依赖性，即科学合理性的连续性并不是直接在理论形成层面上，而是在理论(不同范式)之间的关系层面上确立起来的。(b)迄今为止，宗教学说和哲学学说已经给出答案的所有问题，要么变成可以在科学上合理解决的问题，要么变成客观上消失了的假问题。换言之，一直都是由宗教解释和膜拜的偶然性体验与意义问题，如今已被极大地弱化，从而导致M.韦伯不是从科学发展方向上，而是从宗教世界观发展方向上追踪社会合理化过程。(2)孔多塞曾经辩护说，与自然科学一起出现突破的合理性，并不仅仅反映西方文明的特殊水平，而是内含着整个人类精神。但哈贝马斯指出，这个普遍理性的先决条件遭到了历史学派和文化人类学的质疑，他们强调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多样性。(3)孔多塞将科学进步的认知方面与成熟的道德—实践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哈贝马斯说，尽管自休谟以来，人们已经非常清楚，关于道德理论与政治理论的规范命题不能从经验科学命题中推导出来，但关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性问题，在孔多塞那里还不成为问题。从康德经黑格尔到马克思，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性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中，以至于马克思理论的规范基础至今还暗昧不明。“在马克思主义中，这种模糊性不是被回避了，就是被遮蔽了，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清理——被回避了，是由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被分裂为社会研究与伦理社会主义(M.阿德勒)；被遮蔽了，既是由于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正统的捆绑(卢卡奇、柯尔施)，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被同化为19世纪(强)自然主义进化论(恩格斯、考茨基)。这些理论构成了最早由历史哲学研究的合理化问题进入社会学领域的桥梁。”④(4)如果孔多塞考虑到不断完善的知识的经验有效性，他就会将文明进步追溯到人类精神的进步。在孔多塞那里，任何一种阐释路径，只要将历史现象带到合理化视角下，就必然以此为出发点，即知识与洞见的论证潜能在经验上成为有效的。但哈贝马斯认为，孔多塞仅仅依靠精神的自动的有效性，这种自动性体现为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从理论视角看，合理化表现为合乎规律的认知过程；从实践视角看，合理化表现为由意志和意识驱动的交往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