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①。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新发展格局的强支撑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可靠路径，意指一个国家能够实现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独立发明创造和自主可控(张学文等，2021)。然而，当前众多关键核心技术的“受制于人”成为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学者们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的内涵、特征、创新障碍(胡旭博等，2022)、体制机制(余江等，2020)、政府作用(杨思莹，2020)、突破路径(王海军，2021)等几个议题展开研究，研究对象涉及高铁、半导体、光纤等多个产业，从制度、产业和企业等不同层面提出对策建议。由于关键核心技术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特征和公共产品属性，易造成创新主体缺失与市场机制失效，因而学者们对政府应当发挥支持与引领作用达成较为一致的观点(杨思莹，2020；李维维等，2021；范旭等，2022)。通过研究回顾发现，少有学者关注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创新过程模式，仅有个别学者从创新范式视角提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概念框架(陈劲等，2021)。研究对象大都聚焦在新兴技术产业，而对传统产业关注欠缺，传统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方式与政府作用又会有何种不同?这些都是有待探究的重要问题。 既有的开放式创新与协同创新范式在面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受阻(陈劲等，2021)。使命驱动型创新(Mission-oriented innovation，MOI)作为一种全新的创新范式，通过使用明确定义的使命引发定向创新(Kattel et al.，2018)，是一种基于国家重大战略和公共利益的创新(张学文等，2019a)，亦是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方式(黄鲁成等，2021)。从其内涵来看，MOI被视作对创新方向问题的可能回应，是指根据国家定义的目标(使命)开发特定技术(Robinson et al.，2018)，即在特定目标的指引下整合各种资源与人员，从而取得技术成就(Bao et al.，2021)。就政策逻辑而言，MOI主张政府发挥发挥“企业家职能”，置自身于“市场创造”的中心(Mazzucato，2013)，从干预创新转变为主导并参与创新的全过程，优先进行投资并主动承担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以催化和点燃创新活动的火焰，帮助实现突破性创新(Mazzucato et al.，2016b；Cantner et al.，2018)，其本质实际反映了有为政府的底层逻辑。然而目前对MOI的研究大都聚焦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项目或政策实践。实践上，我国涌现出了许多使命导向下实现技术突破的本土案例，却未能引起学者们的密切关注，更缺少基于我国创新实践的MOI过程模式内部微观机制的架构。因此，亟需通过本土案例研究挖掘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使命驱动型创新的微观过程，提炼中国特色创新模式。 制笔行业属于典型传统制造业，是与国民文化教育事业息息相关的民生产业，由来已久。我国制笔工业发展至今，形成了多门类、多品种的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已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圆珠笔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由于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国内制笔行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整体上产业链各环节的企业利润稀薄而且技术依赖他人，致使我国制笔行业“大而不强”。近年来，围绕制笔行业共性关键技术问题通过政府使命驱动式的自主创新取得了系列重大突破，扭转了关键技术与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势，实现了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与转型升级。笔头用易切削不锈钢线材(后文简称“笔尖钢”)是制笔关键核心技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自主研发成功更是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具有使命驱动型创新项目的典型特征。因此，本文基于使命驱动型创新理论，重点关注制笔行业关键核心技术中的笔尖钢项目，以纵向单案例研究探索并揭示政府主导笔尖钢技术突破的使命驱动型创新过程与作用机制，发展适合中国本土情境的使命驱动型创新理论。 1 文献回顾 1.1 使命驱动型创新的必要性：基于创新范式的演化 从创新过程模型的发展来看，Rothwell(1994)认为技术创新过程的研究经历了五代有代表性的模式，分别为简单线性的技术推动型，线性的市场拉动型、技术与市场的耦合互动模式、一体化(并行)模式、系统集成与网络化模式。一方面经历了技术创新的来源是单一的或多个的认识深化过程(郭淑芬，2006)，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创新愈发呈现出集成化、网络化、协同性以及开放性的多主体类型和跨组织边界等特征。伴随技术与产品日益复杂化，集成创新、协同创新与开放式创新等非线性创新模式日益成为主流。但大都无法摆脱原子论的创新思维方式(陈劲等，2017)。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凸现出更复杂的过程，往往是跨部门、跨学科、相互依赖，且被严格技术封锁的(谭劲松等，2022)。因此，该类创新绝不是依靠单个主体和单方面改进，也很难以自发的方式产生(陈劲等，2017)。政府应发挥其“企业家职能”，进行战略引领与协同整合，如开展使命导向的创新投资，创造技术和市场机会(Mazzucato，2016a)，或牵引组建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有效激活企业的创新动力(尹西明等，2022)。企业也要从单一技术创新转向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战略创新的整合突破(尹西明等，2019)。 纵观创新范式的演化趋势，由于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挑战，人们从过去只关注创新的速度和效率，向更关注创新的质量与方向发展(Mazzucato，2018a)，如社会创新、负责任创新、有意义的创新等范式，思考如何让创新更好地导向社会需求。同时也意识到，新时代的创新需要应用系统观和整体观，有组织、有设计的开展，如整合式创新范式(陈劲等，2017)。张学文和陈劲(2019a)认为创新范式正在从系统创新转向使命驱动的创新，正体现了政府从注重速度到注重战略方向的转变。作为一种新兴范式，MOI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强调多主体参与和多工具协调的系统性作用(Mazzucato，2018a)，与整合式创新具有相近的思想内涵，但前者更强调了应对具体问题的目标导向。总而言之，MOI能够聚焦社会需求，导向民生关切领域的技术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