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①。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创新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其中，以五年规划为主导的产业政策是中国经济发展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鲜明体现(陈钊，2022)。在此背景下，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成为学术研究、政府部门以及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余明桂等，2016；黎文靖、郑曼妮，2016)。 从现有文献看，有关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产业政策能否促进微观企业创新，研究视角集中在产业政策的直接效应，即针对某个或者某些行业的支持政策能否促进这些行业内部企业的创新(余明桂等，2016；黎文靖、郑曼妮，2016)。不少学者指出，产业政策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陈钊，2022；江飞涛、李晓萍，2018)。这意味着产业政策除了直接效应之外，潜在的溢出效应也不容忽视，例如针对某个或者某些行业的支持政策可能会对其他行业带来某种程度的影响(陈胜蓝、刘晓玲，2021)。从我们掌握的文献看，有关产业政策溢出效应的微观研究还相对较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合适的场景和数据。 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②。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微观层面的供应链纳入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框架之中，尝试检验产业政策溢出效应。上市公司供应链为研究产业政策溢出效应提供了独特的场景和数据支持：一方面，通过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关联，我们可以识别上游供应商所在行业是否获得政策支持，在同时控制下游企业所在行业是否获得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检验上游供应商的产业政策能否影响下游企业创新；另一方面，从数据可得性角度出发，将上市公司信息与工商登记注册信息进行匹配，构造了包含全部可获得供应商的上市公司供应链创新数据库，为开展研究提供了数据可能。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企业供应链溢出作为研究视角，基于自行构建的上市公司供应链创新数据库，尝试考察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溢出效应。主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整体上看，中国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经验证据显示，产业政策通过供应链溢出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底线估计大致相当于产业政策直接效应的40％左右，这意味着以往研究只关注直接效应而忽视溢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产业政策在推动微观企业创新方面的实际效果。第二，在具体机制上，本文提出了知识溢出和财务溢出两个潜在影响路径，基于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了上述两个影响机制的存在性，并发现知识溢出对下游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更大，财务溢出对下游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更大。第三，在异质性效应上，本文发现产业政策通过供应链溢出对下游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供应商-下游企业地理距离、供应商集中度以及制度质量等三个维度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从供应链溢出视角进一步丰富了产业政策影响微观企业创新的经验证据。从整体上看，现有研究对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研究集中在直接效应(余明桂等，2016；黎文靖、郑曼妮，2016；孟庆玺等，2016)，对于产业政策溢出效应的探讨相对较少(陈胜蓝、刘晓玲，2021；Zheng et al.，2017)。本文在既有研究考虑产业政策直接效应的基础上，还从供应链溢出视角出发，考察了供应商所在行业的政策支持能否给下游企业创新带来增量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即产业政策除了直接对行业内企业创新产生影响之外，还通过供应链上的溢出效应带来更为广泛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经济意义上非常可观。 其次，从创新视角进一步拓展了有关企业供应链的相关研究。有关供应链的研究大多跟随国外研究(Chu et al.，2019；Intintoli et al.，2017)，重点关注下游企业对上游供应商的影响(陈胜蓝、刘晓玲，2021；杨志强等，2020；底璐璐等，2020)。本文将这种自上游向下游的供应链溢出效应纳入到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框架，并基于实证数据检验了知识溢出和财务溢出两个具体的影响机制。 最后，从数据层面进一步扩充了中国企业供应链数据。囿于数据可得性等限制，以往基于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的相关研究大多只关注上下游均为上市公司的样本(杨志强等，2020；底璐璐等，20201，并不包含非上市公司供应商，这导致供应商信息和最终回归样本的大大缺失。本文构建了包含全部供应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在内的综合数据库，可以更全面体现中国企业供应链的情况，从而使得本文关于供应链问题的研究结论更具一般性。 本文的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回顾中国产业政策演变，刻画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的特征化事实；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提出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发展研究假说；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对样本与数据、变量与模型进行说明；第五部分是基准估计结果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进一步研究，进行了机制检验和异质性讨论；最后总结全文。 二、制度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与此同时，“东亚奇迹”及其背后的东亚模式正在全球具有广泛影响，其中的产业政策工具引起了中国经济决策部门的关注并逐步得到各方认可(江飞涛、李晓萍，2018)。作为一个弹性很大的政府干预方式，产业政策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经常使用的政策工具，这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推行较多产业政策的国家(余明桂等，2016)。从演变趋势来看，中国的产业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侧重扶持支柱产业，但从21世纪以后有非常大的变化，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加强(李晓萍、江飞涛，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