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基本空间单元，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区中设施配套不完善、服务效能低、服务空间分布不均等问题日益凸显。而社区生活圈规划通过分析居民日常活动特征及居民活动与设施的时空交互模式，应对社区居民的差异化需求，突破传统的标准化设施配置方式[1，2]，已经成为解决社区设施配置问题、优化设施空间资源利用的重要手段[3，4]。自2018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提出将生活圈概念应用到居住区分级控制中，至2021年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进一步提出应以社区生活圈为基本单元，科学配置生活服务要素内容和指标，引导居民各类活动。新时期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生活圈规划在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等不同层面的具体要求，同时指出应在总体规划层面提出社区生活圈的发展目标、配置标准和布局引导，在详细规划层面落实服务要素的空间方案，并将社区生活圈规划与相关专项规划及城市体检等工作相衔接。这也标志着社区生活圈规划已成为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向新时代的社区生活圈规划实践需求，如何通过科学定量手段支撑社区生活圈配套设施的评估与布局优化，已成为城乡规划研究与实践共同关注的重点科学问题。相关研究结合新时间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等理论，探索了社区生活圈设施评估与优化配置的新方法，并提出设施布局优化的策略和建议[5，6]。但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居民日常活动将进一步受到技术的影响与冲击[7]，线上与线下服务的交互融合也导致社区服务供给模式发生转变[8]。从政策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年)、《“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2年)和《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2023年)均明确提出了要提供线上线下融合的社区生活服务、打造智慧便民生活圈。在实践中，上海市、杭州市、成都市等地也开启了对于技术赋能的未来社区规划设计的探索。因此，考虑线上服务对居民日常活动和实体设施布局的影响，并将线上服务纳入社区生活圈规划中，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社区生活圈，应对社区居民生活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优化社区设施配置、提升社区服务的一项重要任务。 目前，部分学者关注到实体活动线上化带来的空间转型[9]，探索了线上服务与线下设施配套相结合的社区生活圈规划方法，提出线上线下服务圈配套策略[8]。然而，相关研究主要根据线上服务特征和居民行为调查提出线上线下社区生活圈的优化策略，对于虚拟空间介入下社区居民与设施的复杂交互机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亦缺乏虚实空间交互视角下社区生活圈设施评估与布局优化的定量分析框架与方法。基于此，本文梳理面向社区生活圈规划的居民与设施时空交互特征分析思路，总结社区生活圈研究范式的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提出在虚实空间交互视角下，社区生活圈设施评估与布局优化的研究思路，以期为社区服务设施的科学合理布局提供支撑。 1 社区生活圈设施评估与优化配置研究进展 为了系统性地探究社区生活圈设施评估与优化配置研究进展，本文选取Web of Science数据库和 CNKI数据库，系统性地梳理了2010年后发表的相关文献。在初步检索阶段，选取社区生活圈、15分钟城市(15-minute city)、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与信息通讯技术(ICT)作为关键词。进一步，对检索得到的文献进行相关性分析和质量评估，最终选取了76篇文献进行探索分析。总体来看，传统的社区设施配置主要基于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相关研究也从空间静态视角出发，基于设施和人口的空间分布，进行设施评估与规划布局。随着社区生活圈概念的提出，研究内容和实践更加强调基于居民日常活动系统的时空资源配置，研究视角和方法逐步转向了时空动态视角和虚实交互视角(表1)。因此，本节从空间静态视角、时空动态视角和虚实交互视角三个方面梳理社区生活圈设施评估与优化配置的研究重点，评述研究进展。 1.1 空间静态视角 传统的社区设施配置主要从设施供给视角出发，利用“千人指标”“服务半径”等方法，对设施种类与规模进行标准化配置。相关研究从设施和人口分布的匹配关系测度服务设施的供需关系，聚焦于从空间可达性和空间公平性两方面评价设施的服务范围以及人们获得服务的机会和能力。其中，空间可达性主要关注人们获得某项公共服务的难易程度，相关研究通过计算从社区或住宅出发，在一定出行距离范围内，可获得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和多样性，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水平进行评估[10，11]。空间公平性则主要强调需求者能够均等地享有使用公共服务设施的机会，研究以两步移动搜索法等可达性分析的结果为基础，利用基尼系数、洛佩兹曲线等方法评价设施分布的空间公平性和服务均等性，提出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水平的空间路径[12，13]。也有研究考虑人口社会经济属性，关注弱势群体获取医疗、教育、绿地公共服务设施或空间等的机会和能力[14-16]。除设施的可达性和公平性。设施的社会经济效益也是设施评价的重要维度[17]，相关研究从居民满意度、经济效益与健康效益等不同方面对设施配置产生的外部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 设施布局优化方面，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1)基于设施的空间分布。利用Rieply’s K函数分析与空间同位模式分析等方法，探讨设施布局的空间集聚模式、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同位模式等，总结设施配置的空间规律[18]。(2)探讨社区设施的规划标准。在对比现有规划标准和解读设施配置理念的基础上，提出社区设施配置的准则[19，20]。(3)运用区位选址模型支撑科学设施布局。公共服务设施的区位选择一直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重要研究问题，学者们围绕服务设施的区位选择模型展开了深入的理论和方法探索。传统方法主要利用人口规模和用地性质估算居民的需求，并根据道路网络的空间分布，分析设施布局与居民需求的匹配关系，求解设施布局的最佳位置[17，21，22]。相关实证研究运用传统P-重心模型、最小化阻抗模型与最大化覆盖模型等提出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方案[23，24]。近年来，一些学者关注到区位分配中的公平性问题，构建了公平最大化模型[25]。也有学者在空间优化模型中考虑多个优化目标，利用多目标智能算法(如多目标遗传算法、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等)求解满足多个规划目标的设施布局方案[26，27]。但这些方法主要考虑设施的区位因素，对于居民行为的考虑多基于交通调查、问卷行为等静态截面数据，并根据最短路径假设将居民的出行简化为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未充分顾及居民行为的时空动态特征[2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