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中国最具独特性的老年移民群体之一，“老漂族”是近十年来中国在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双重压力之下形成的新型流动老年群体[1]。老漂族被定义为搬离长期居住地，跟随子女跨城市迁移的老年移民[2，3]，又称随迁老人、流动老人[4]。老漂族现象也被视为国内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下伴随的一种特殊现象[5]。截至2016年，中国有流动老人1800万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占老年人口总量的7.8％，其中协助子女照顾孙辈是老年流动人口迁徙的最重要理由[6]。随着在计划生育背景下的80、90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成家和育儿阶段，为帮扶这些年轻父母而进入城市的中国老漂族规模逐步增大。多地政府相继出台相关政策鼓励老年人随迁和养老保障的完善。随着老年移民现象越来越普遍，与老漂族群体的幸福感相关的迁居地建成环境、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成为许多研究关注的对象[4，7-9]。迁居后的日常流动与活动被证明对移民老人健康与幸福感有着重要贡献[10]。许多西方研究也长期关注老年人日常流动性与健康和福祉的关系，流动性被认为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基础以及老年人幸福感的核心影响因素[11-14]。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迁居地单一地理情境下的流动性，缺乏考虑迁出地的持续影响以及返乡流动性的作用。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将引入循环流动视角研究中国老漂族的双重流动性对幸福感的影响。 循环流动(circulation)指的是迁徙者多次往返于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系统性的流动[15，16]，许多研究通过阶段性返乡流动或往返流动对循环流动进行具体测度[17，18]。传统移民研究往往将移民的流动性视为从家乡向目标城市单向的永久性移动行为[19]。近年来许多研究提出，在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移民的跨地方流动不会随着定居而结束，而是一个在迁居地和故乡之间持续发生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呈现循环流动的特征[18，20]。近年来，这种循环流动在发展中国家不同类型的移民群体中越来越多的出现[18，21，22]。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大量移民老人加入到跨越城市和国界的流动中[23]。研究表明，循环流动对移民老人幸福感的不同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包括对于移民老人的社会网络的维系、对于跨地方关怀和情感支持的促进和生活质量的提升[24]。这种日益普遍的跨地方流动已成为老年移民维持两栖生活状态和跨城市家庭策略的一种生活方式[20，25]。此外，信息技术为移民老人跨城市远距离社会交往提供了重要支撑，许多老人通过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介保持和远方亲友的联络，降低孤独感，加强了情感联系[26]。而国内现有研究对循环流动的关注尚处于初期探讨阶段[15，16，27，28]，聚焦循环流动对老年移民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 新流动范式将移民的生活状态描述为“双重存在(double presence)”[20，29，30]，指的是移民可以跨越边界对日常生活进行组织和安排，其生活状态可以同时归属于本地和家乡的双重地方[20]。随着国内老漂现象的日益普遍以及信息技术和交通网络的完善和普及，老漂族流动性特征也日趋复杂化。仅关注迁居城市单一地理情境而忽略跨地方情境对老漂族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能充分解释移民过程中动态地理情境影响下流动性的福祉效应。因而，基于循环流动的理论视角，本文关注老漂族群体双重存在的流动性特征，聚焦本地日常流动性和返乡流动性对幸福感的影响，并考察信息技术在流动性和幸福感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从而更加全面理解老年移民群体流动性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并为流动老人幸福感提升相关政策的改善提供更加精准的建议。本研究结合定量分析和质性分析，旨在探讨以下研究问题：第一，老漂族群体的日常流动性和返乡流动性分别如何影响幸福感?第二，信息技术是否对流动性和幸福感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 2 理论框架 幸福感的内涵在不同的学科研究中有不同的解读视角，其中在地理学和交通研究领域获得广泛认同的是将其分为享乐幸福感(Hedonic Wellbeing)和自我实现幸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两类[12]。现有地理、交通领域有关流动性的研究往往根植于效用理论，对幸福感的理解多采用享乐主义视角[11]。在享乐主义观点中，幸福感主要是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即一种主观的、内在的状态、满足感和情绪感受，由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组成[31，32]。然而也有许多学者提出，幸福感不只关乎享乐情感，还关乎人的可行能力，即实现某些活动或存在状态的自由[33]。基于此，自我实现幸福感的概念被提出，将幸福感理解为个人发展的自由、潜能的发挥以及人生成就和意义的实现[34，35]。近年来越来越多西方研究尝试将自我实现幸福感的概念用于地理学和交通研究中[36-38]，关注地理和交通相关因素对个体和群体的赋能。而国内相关研究中目前仍然较多地采用享乐主义幸福感的视角和测度方式，对自我实现幸福感的使用很少。 随着老年移民现象越来越普遍，许多学者也开始关注移民老人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邻里环境[39]、社会网络[40]、文化制度[41，42]以及个人因素包括年龄、语言能力[43]等方面都对老年移民的幸福感有重要影响。身体机能和健康情况作为评价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也是影响移民老人日常活动和幸福感的重要方面[44]。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迁移前的决策过程或迁移后的单一地理情境，对于迁移全链条的反复性、连续性和迁入迁出地的复杂关联的关注不足，对流动性视角的关注相对不足[45]。流动性作为一个在移民研究中的核心概念[29]，对于老漂族这一特殊的移民群体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新流动范式对流动性多元内涵的强调，流动性不仅是物质空间的实体移动，在不同情境中还承载着丰富的意义。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对流动性的解读不止包括交通出行，还包括不同类型的活动参与和社会联系[46，47]。基于此，本文对于流动性内涵的界定包含交通出行、活动参与和社会网络3个方面。此外，在循环流动的视角下，老漂族群体的流动性并非只发生于迁居地的单一地理情境中，而是通过本地日常流动性和返乡流动性两种尺度的流动性维持着双重存在的生活状态。本地日常流动性指的是老漂族在迁居地的日常流动，即在日常生活中的短期的、重复的流动行为[48]，是人们参与日常活动的一部分[49]；返乡流动性则指的是阶段性的、短时间逗留的返乡行为，是移民为了维持与家乡的社会关系和双重身份认同的一种社会实践[50]。老漂族的幸福感不仅受迁居城市中本地日常流动性的影响，也同样受到跨地方地理情境下的返乡流动性的影响。具体来说，老漂族群体的流动性对幸福感的意义体现在以下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