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再流动的空间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
林赛南(通讯作者)(1987- ),女,浙江永嘉人,博士,副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城市地理,E-mail:sainan.lin@whu.edu.cn,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湖北省人居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冯馨,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006);(美)王雨,康奈尔大学建筑、艺术与规划学院(伊萨卡 14853)。

原文出处:
地理科学

内容提要: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刻画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再流动的轨迹与网络特征,并借助嵌套Logit模型探究流动人口在再次流动时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再流动样本大多于首次流动后的10a内发生第二次流动,并缩小流动范围;再次流动时多数已婚且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两次流动过程的跨等级流动路径不会始终向上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选择结果。②首次流动网络格局呈现出明显的重心偏东、偏南的十字菱形结构,而再次流动时横向联系变弱,城市流向相对变少。③个体和城市因素对再次流入地的选择产生影响,其中工资水平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个人特征,再是其他城市经济属性和生活品质变量。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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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0余年的发展中,中国流动人口数量和方向的结构性变化带动了流向格局和流入地分布的持续变迁[1]。中国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并不是“一流永逸”,而是在首次流动后长期处于在城乡或城市间循环流动的非永久性迁移状态,有漫长的后续流动过程[2]。2017年55.7%的流动人口流动过2个及以上城市[3]。然而中国流动人口研究大多只关注流动者的初始流入地和当前流入地,默认为一次性的迁移而直接建立流动联系,不利于准确反映具有阶段性特征的流动过程。

       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中国人口流动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如田明针对中国东部地区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发生过再次流动的比例较高,且经过多次迁移后,流动的就近性会相对减弱[4]。林李月和朱宇利用在福建省开展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初次流动具有明显的群聚特征,更倾向于省际迁移,社会网络、社区状况和制度背景等因素都会对空间选择决策产生影响[5]。此外,刘建波等研究发现,二次流动是选择回流还是继续流动,受个人因素的影响更大[6];刘涛等学者构建的双重多维邻近性框架证实再流动者在具体选择流入地时会受到地理、制度、信息、社会、认知等综合因素的影响[7],潜在流入地城市的类型也会对此产生影响[8]。上述研究成果表明,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具有多次流动的特征,不同阶段的空间选择及影响因素具有相似性但也存在差异。因此在分析空间格局和选择机制时,将流动阶段分解开来逐一分析,对准确、清晰地把握人口流动规律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再流动阶段,它暗示了流动人口在首次流入地暂不愿定居的意愿,也更能反映流动人口在目前流动阶段的选择策略;针对此流动阶段的研究可以为不同城市制定引人和留人政策提供政策建议。

       在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方面,近年来不少学者基于网络视角,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人口流动迁移网络[9-11]。相较于传统人口流动研究用描述性方式或空间计量方法来说明空间分布或集聚特征,网络分析方法更注重刻画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联系,包括流向、流量等空间特征,以及测算网络结构指标。现有研究大多利用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年度统计得到的宏观数据,一方面受数据精细度的限制,全国层面人口流动格局的分析多局限于省级尺度[12];另一方面,已有数据收集时缺乏对人口流动阶段性特征的考虑,无法用于分析不同流动阶段的人口流动空间选择特征[2]。

       对于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品质两个视角[13]进行探讨。经典的推拉理论[14]和新古典主义迁移理论[15]认为,在地区间经济差异的作用下,流动人口向就业机会多、劳动回报率高的地区迁移,强调经济因素或者宏观结构性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城市舒适物(Amenity)理论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自然环境、人工设施的舒适性对人口流动的关键影响[16-17]。例如,教育科技发达、社会保障能力强、基础设施条件好的城市能给流动人口带来更高的舒适度,进而吸引人口集聚,反之则会导致人口不断流失[18]。

       以上研究多从宏观视角出发强调区域和城市层面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缺乏对流动人口本身异质性的考量[19]。尤其是在探究选择机制时,除了关注“流向什么样的地区”,还需关注“谁”选择了再流动,选择了什么样的流动路径,以及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效用最大化”概念,人口流动可被理解成为个体在考虑不同地域间资本、劳动力、生活条件不均衡分布条件下基于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19-20]。故体现个人迁移能力的人口属性因素也应被纳入考量,并已有实证研究表明性别、受教育水平、文化背景等差异会使得流动人口迁往不同的城市[21]。

       综上所述,前人研究引入多种理论方法有效展示和解读中国流动人口的迁移路径,其中人口迁移流动的阶段性特征得到了一定的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①研究城市级别尺度的较少,且依赖不完全反映传统迁移的大数据。现有采用社会网络视角分析人口流动空间格局的研究,能达到全国范围内城市尺度的研究较少,且主要依靠迁徙大数据[22-23]。这类大数据监测到的人口在流动时长上不完全达到一定跨度,流动目的也不一定是以生活、劳动为主,与传统对迁移的理解[24]不完全相符,因而不能准确反映人口流动情况。②对再次流动的空间特征与选择机制缺乏系统认识。再流动时的空间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到之前流动经历的影响,形成动态的迁移策略与连贯的迁移轨迹。③对探讨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形成机制的探讨多忽略个体自身特征、过往流动经历的影响。流动人口流动的网络空间格局是个体对流入地选择结果的直观呈现,因此从个体视角分析其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是阐释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形成机制的有效途径[25]。

       本研究在前人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上,重点探究流动人口中选择再流动群体的特征、空间选择及影响因素。首先刻画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再次流动时的动态轨迹及与首次流动时的差异,再借助嵌套Logit模型重点探讨选择再流动的流动人口个人属性和流动特征,以及不同城市的经济水平、生活品质因素对其空间选择决策的影响,进而完善流动人口迁移过程研究的分析框架,为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流动人口调查样本数据来自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https://www.chinal drk.org.cn/wjw/#/data/classify/population/yearList)。该调查按照分层、多阶段且与流动人口规模成比例的 PPS抽样方法,对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的流入人口开展抽样调查。调查范围包括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未含港澳台数据。总样本量约为1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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