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全球化、城市化与城市转型的相互交织与持续推进,城市空间发生着剧烈的变化[1]。在资本、权力和抗争力量等驱动力的作用下,城市活动不断集聚、扩散和再集聚,城市空间经历着结构重组、功能重塑等发展挑战[1-4]。城市空间结构是多尺度要素在空间上的投影,空间重构包括物质、经济与社会等多种空间要素的重新组合与再结构化,这既是多重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空间结果[5-8]。 中、西方城市都面临着空间重构的问题。欧美大量收缩城市(Schrumpfende
)出现人口规模减少和发展停滞等结构性危机[9],凸显了城市内部空间优化与功能重构的重要性,内部发展和改造优于城市扩张。在中国,城市转型导致了不同尺度的城市空间重构,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较快的地区,重构行为较为活跃[4,10]。 跨国空间是全球化时代城市内部分化的一种新的空间类型[11]。国内外研究主要围绕其形成机制、类型与发展动力,把研究重点放在市中心地区,强调了国家权力、城市政府、跨国投资、移民主体的主导作用,讨论了全球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11-13]。但现实情况是,跨国空间中的关系一直在持续发展和重塑[14,15],空间重构是多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重构不仅发生在城市中心,也发生在边缘地区。在城市内部会同时发生多个跨国空间的重构。这些现象在已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解释。德国是城市空间均衡发展的典型[16],本文以杜塞尔多夫市为例,从尺度重组、多元素互动和多层次治理等三个方面出发,分析跨国空间重构实践的多重维度与治理机制。 2 城市跨国空间重构的多重维度 城市是跨国资本运作的空间基点。空间尺度重组、多要素互动、多层次治理和多样化规划手段在城市跨国空间重构中得到强烈体现。跨国空间不仅是全球和地方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跨国活动场所,也是在地方日常生活实践中被生产与再生产的空间,经历了去地方化—跨国化—全球化—再地方化的复杂过程[15,17-19]。全球背景、国家环境和地方场所共同构成的空间重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全球-国家-场所”交互作用体系[6,20]。 2.1 关系转向与尺度重构(re-scaling) 全球化语境下,城市地理学者利用关系视角和网络思维,将关系视为纽带,将空间和关键主体视为节点,综合分析跨尺度下要素流动对全球经济景观的重塑作用[20],涌现了关于流动的空间、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网络等相关研究。全球化进程被重新定义为一种竞争的、混杂的、不均衡的、持续的、尺度间关系的重构[21]20-45。 全球化的城市肌理充满着复杂的尺度化安排,尺度被认为是城市化的重要方面,城市是多种形式尺度重构的竞技场所与目标[21]87-114。全球-地方体系的产生,尺度的等级结构与尺度之间的网络被嵌入到城市中——包括超城市尺度、超国家尺度、次国家尺度[21]87-114。城市空间的尺度重构,强调的是关系过程,是“再地域化”而非“去地域化”[22-24]。因此,尺度涉及了空间、权力、关系等要素,以尺度为中心的研究应采取更加多元化的方法,在多尺度下分析同一现象或过程的不同表现[20,25,26]。 2.2 规划与治理模式重组 尺度重构引发了城市空间规划重组和治理重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加强、欧洲一体化的加速、空间竞争的加剧与转型过程的复杂化中,欧洲城市经历着剧烈的空间重构,促使城市推行一系列促进空间协调发展、嵌入跨国经济循环的规划新形式[21]206-232。空间规划是德国提高全球竞争力、强化衰退地区、促进城郊均衡发展的空间工具与制度响应,自上而下分为“欧盟→联邦→州→地区→城镇”五个尺度维度”[16,27]。 政府管制和治理重组需要多部门的统筹与协调。在城市跨国空间中,全球和本地参与者通过实践融合产生治理重组,影响城市的新陈代谢和跨国空间的发展形态[18,28,29]。现代化的国家政府、省级政府、城市政府、城市内部权力机构等机构的管制和协调,已经不是有边界的独立存在,而是与自然交织在一起[30],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实践。因此,尺度重构更多体现在治理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和柔性调整上,而不是直接调整城市的行政区划[31]。 2.3 跨国空间重构的分析框架 德国城市空间重构是尺度重构与治理模式重组背景下,城市应对全球化发展的空间策略[32]。本文借鉴了“联动”(linkage)的概念,解释空间重构的多项目联动模式。联动,即联系与互动,是在一定机制运行下,同一个系统内每两个或多个环节之间通过要素流动引发对方或多方持续产生的变化,具有多空间尺度、持续动态发展、认知反馈等特性[33-36]。德国跨国空间重构以多层次空间规划体系与网络化组织为基础,形成多尺度、多主体、多项目联动的全球-国家-地方互动式治理模式(见下页图1)。第一,多尺度包括超国家、国家、超地方、地方、机构和个人等层面。第二,多主体指上述各种尺度的行为主体。超地方、跨学科、跨部门的多元主体组成跨国空间重构的治理结构。多主体通过主体协商、博弈、调整、解决、执行等过程,持续参与到项目的规划、决策和实践中[37]。第三,多项目联动是指从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在多个地区同时或连续启动多个项目,使发展战略在社区层面及时推进。针对不同类型的空间,采取灵活的处理方式,确保城市空间的均衡发展。第四,正式工具和非正式工具的组合运用。非正式规划不具备法律效力,属于法定规划系统之外的手段,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工具的必要补充[38]。非正式规划工具通过非标准化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优势在于参与门槛低、开放性强、效率高和问题导向,消除规划过程中由于社会或其他不利因素而产生的群体劣势,从而实现多行为者和多层次网络治理[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