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城市郊区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演变的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塔娜(1986- ),女,蒙古族,内蒙古包头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E-mail:nta@geo.ecnu.edu.cn,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自然资源部超大城市自然资源时空大数据分析应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241);柴彦威(通信作者)(1964- ),男,甘肃会宁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时间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E-mail:chyw@pku.edu.cn,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申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地理科学进展

内容提要:

郊区化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生产与生活要素向郊区的加速集聚,郊区生活方式快速发展。作为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美两国展现了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郊区生活方式演进的典型特征,深入研究两国郊区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演进特征,有利于中西方郊区理论的对话和为中国城市规划提供参考。论文从郊区居民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梳理了中美郊区生活空间组织的演变,通过比较中美郊区居民的居住、出行与活动特征变化及其与郊区空间的关系,分析中国和美国郊区生活方式的演进,总结中美郊区生活方式差异性特征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中关郊区生活方式均体现出三阶段发展的特征,从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向郊区生活方式转变。中国郊区生活方式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快、转变多,并逐渐展现出人口组成多样化、居住社区混合、向心通勤、公交出行、中心依赖的特征;而美国郊区生活方式发展较早,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多元郊区生活方式,并逐渐展现出人口组成多样化、居住社区区隔、侧向通勤、机动化出行、生活郊区的特征。比较发现,中美郊区生活方式的共性在于居住多样化和出行机动化,而差异性在于居住融合程度、机动化程度和日常生活郊区化程度,这一差异的形成受到城市化发展阶段、都市区空间组织、交通发展和空间品质差异的影响,是居民行为主观决策与外部客观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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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城市化的深度发展,生产与生活要素向郊区的加速集聚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较为普遍的现象。“郊区生活方式(suburbanism)”描述了郊区空间发展背景下郊区居民在居住、活动、出行等生活模式方面的特征[1]。随着郊区生活空间组织的演进与后郊区化时代的到来[2-3],郊区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各国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各国郊区化发展的历史起点、郊区发展阶段、影响郊区生活方式的因素强弱各不相同,国家间会呈现出差异化的郊区生活方式特征和演变进程。作为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美两国展现了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郊区生活方式演进的典型模式,深入研究两国郊区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演进的相对差别,可以从日常生活视角厘清郊区发展的中国模式,为新时代中国城市规划提供现实依据与研究视角。

       美国郊区发展起源于1920年代[4-5],而中国郊区发展1980年代才出现[6-8],其生活方式表现具有差异性。美国具备典型的郊区空间发展过程并处于全球郊区发展的前沿,展现出依赖小汽车交通的空间扩展、后郊区化时代的远郊发展与功能混合的新郊区空间建设特征与趋势,带来了郊区居民居住、出行与活动方式的转变[1],成熟的郊区生活方式已经形成,但也伴随着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9-10]。与美国相比,中国郊区化发展起步较晚,但郊区化进程快。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之下[11],中国郊区展现出依赖公共交通的空间扩展、近郊空间蔓延与远郊新城建设并重特征,郊区生活方式逐渐形成[12-13],郊区化带来的空间错位、交通拥堵、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也引发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14-15]。

       比较城市研究是城市地理领域的重要方向,开展郊区生活方式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郊区发展过程中的特征、规律与局限,构建更具普适价值的城市理论[11,16]。在此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对美国郊区化的关注逐渐增加,并通过横向比较讨论中美郊区发展差异。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了中美郊区化进程、郊区经济发展、郊区的空间结构等问题[2,17-18]。一方面,美国与中国郊区存在共性特征,包括演进阶段、空间蔓延、功能扩展等;另一方面,中美郊区发展又具有本土的独特性问题,如与中心城区的关系、社会组成、空间利用取向等。伴随着后郊区化时代的出现,郊区在承载综合城市功能、组织居民日常生活方面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郊区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影响逐渐加深[12,19]。虽然已有研究已经注意到郊区发展过程中社会生活的转变,但鲜有研究探讨不同郊区空间组织下居民日常生活的特点,缺少从日常生活视角对中美郊区开展对比研究。

       综上,本文从郊区居民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通过文献研究与评述,在论述中美郊区生活空间组织演进的基础上,将郊区生活方式分为居住方式、出行方式和活动方式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和美国郊区发展中居民生活方式变化及其与郊区空间的关系,总结中美郊区生活方式差异性特征及其机理。希望能够实现以下两点贡献:第一,从郊区居民日常生活视角出发,审视中美郊区生活方式演变特征,达到中西方郊区理论对话的目的;第二,通过比较中美郊区生活方式的共性与差异,准确把握中国郊区发展趋势,为中国城市规划提供参考。

       1 中美城市郊区生活空间组织形式及其特征

       1.1 中国城市郊区生活空间组织形式及其特征

       198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先后出现了城市中心区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中国城市进入了郊区化进程[6]。早期的郊区化在现象和动力机制方面都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郊区空间组织更偏向生产空间而非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方面,城市土地制度的改革导致城市中心区“退二进三”式的功能置换,城市产业升级的需求、城市环境门槛的提高、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共同促进了工业的郊区化,生产要素向郊区集聚。生活空间则主要以保障房社区等居住空间为主,外迁人口以工薪阶层和低收入者为主体,商业和各类基础设施的郊区化明显落后于人口和产业的郊区化[20-21]。郊区生活空间组织呈现出以中低收入居住区为主导的近郊发展模式。

       2001-2010年是郊区空间的异质化发展阶段,生产空间进一步强化而生活空间相对滞后。随着中国城市郊区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土地和住房改革的深化,各类要素不断在郊区集聚,功能分区规划带来了郊区空间要素的分离。生产空间方面,环境治理幅度的加大以及城市中心土地功能置换继续推进产业的郊区化,郊区承接了大量外迁的制造业和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办公园区为载体的办公活动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郊区日益增加[22]。生活空间方面,城市郊区大规模商品房的新建、中心区旧城改造的持续推进、政府在郊区配套的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等大型住宅开发项目、居民对住房条件改善的需求和居住观念的改变共同促进了居住郊区化的快速发展[20,23],郊区人口数量和多样化程度不断增加,但总体上以中低收入阶层和外来人口为主。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的郊区生活空间组织以多样化和异质化的居住空间为特点。

       2011年以来,郊区空间进入以人为本的成熟化发展阶段,生活空间建设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十二五”规划开启了中国城市以社会建设为核心的“二次转型”,中共十八大报告开启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观受到关注[7]。郊区人口不断增加,并逐渐向远郊地区蔓延[2,24]。同时,具有一定价格优势、并对用地空间有较大需求的大型购物中心和超市在郊区逐渐发展壮大[12],商业与娱乐休闲设施不断完善[25]。这一时期,人口、工业、商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加速,功能复合的郊区新城成为重点发展区域,逐渐向城市“次中心”乃至区域的“综合性节点城市”转变,郊区生活空间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构成了都市区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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