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59.1；F092.6；TU984.114 文章编号：1674-2338(2023)04-0012-14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925/j.cnki.issn.1674-2338.2023.04.002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里的关键人物，学界论之已详。作为引领一代风气的启蒙型知识分子，梁启超论著的涵盖面包罗万象，意在全方位推动中国的变革，这就不可避免涉及经济这一关键性的主题。赖建诚分析了梁启超的67篇以经济为主题的论著，认为“在论题上梁几乎都是对经济时事问题的表白，他所处理的问题看起来相当抢眼，但时空一过就不易引起深度的兴趣”[1](P.317)。赖建诚的结论，中肯地指出了梁启超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多为因应时事而非讲求学理。然而，在20世纪初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在中国形成的时期，梁启超尝试运用现代经济学知识展开时事评议，本身就构成中国经济学演化成型的重要环节，更不必说梁启超曾主动地以译介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形式向中国引入现代经济学。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避难日本后方较为系统性地接触西方经济学知识，这使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日本经济学界盛行的历史学派思想的影响。森时彦对梁启超从立足于古典经济学到转向历史学派的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这种转变与其政治主张相一致。[2](P.232)学界较易形成共识的是，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梁启超不得不背弃他最初接触的古典经济学，而主张中国采取古典经济学所反对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政策。[3](P.38)所谓的历史学派，在重商主义绵延至今的系谱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这两者又都指向了19世纪兴起的工业文化。[4]因此，对梁启超的经济思想这一学界已进行了充分研究的主题，本文拟从工业文化的角度展开论述，旨在将梁启超置于中国工业文化的演化史中，观察这一衔接性的演化环节。 一、“灭国新法”时代的忧思 在梁启超面向宽广的丰富论著中，经济题材占比不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传统上将梁启超等晚清维新派的经济思想归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经济思想，并在革命史范式下将其思想评价为前期的进步与后期的倒退。[5](P.279)在具体问题上，梁启超较为关注财政与货币问题，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经济学最关切的议题之一，由此可见梁启超思想的演化性。1914年，梁启超曾短暂担任民国政府的币制局总裁一职，1917年又短暂出任财政总长，这既使他有了实践自己思想的某种机会，又使他的经济论述更偏向于财政、金融等主题。不过，赖建诚作为经济学家，指出梁启超并非专业财经人士，其相关论点在清末民初特殊的环境里是相当有用的信息，但既“谈不上真知灼见”又“无所谓‘学理代表性’”。[1](P.138)实际上，梁启超在经济领域里扮演的更多的是知识普及与舆论制造的角色。但恰如森时彦所言：“梁启超的经济思想与其政治思想有密切关系。梁启超终生都在思考如何使中华民族摆脱危机。所以，对他来说，本来就没有必要分什么政治、经济等门类。不管什么门类，只要认为其对解决目前的问题有用和必要，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加以采用。”[2](P.218) 政治与经济的密切结合，是中国传统经济学问的重要特点，也是西方在19世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建立“纯粹”的经济学之前并未褪去的思想底色。梁启超从政治出发关心经济的思想路径，既由中国传统孕育，又能获得西方思想资源支持，合乎经济学演化的逻辑，也为中国社会现实所需要。从这个角度看，赖建诚统计的67篇经济主题论著，实际上不能完全涵盖梁启超的经济言说。梁启超的经济论著既非以纯粹的经济为出发点，其经济观点又散见于其他主题的论著中。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梁启超，是其与中国工业文化产生关联的基础与前提。毕竟，现代工业文化在西方的兴起，也是以政治性的“国家理由”为其内核。[6]梁启超对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知识的摄取和译介，是因为他意识到，要创造现代国家，就必须理解作为“立国之本原”的理论和学说。[7](P.52)国家这一政治构造物在梁启超的经济言说里，始终是或明或暗的主角。 梁启超在清末民初所关心的根本议题，是中国与中华民族在“灭国新法”时代里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王锐指出，梁启超在清末中国的言论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那一时期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大势与中国所面临的危局，其代表性作品即为1901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8]《灭国新法论》不见于赖建诚所统计的梁启超67篇经济主题论著中，但其中包含了大量与经济有关的内容，也可以视为梁氏各类具体经济言说的一个潜在的出发点。 自西力东渐后，感受列强工业压力的中国人，一方面创办洋务企业模仿工业化，一方面也引入了西方的重商主义思想，形成本土化的“商战”观念。商战论在19世纪末中国的趋新派知识分子中较为流行，其背景正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家间的竞争格局。在《变法通议》中，论及“不变法之害”时，梁启超指出中国面对的经济危机为：“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色，而他人投我所好，制造百物，畅销内地，漏卮日甚，脂膏将枯。”[9](P.3)与中国相比，西方列强因“诸国并立”的竞争而推动了连锁式变革，最终走上“藉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的道路。①尽管梁启超认为“制器”与“通商”尚非西方列强崛起的根本原因，但这两项经济活动与“灭国”之间的关系，是清晰可见的。对19世纪以后的国家间政治来说，经济因素的权重越来越大，讨论政治是无法脱离经济的。诚如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所言：“今日之竞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10](P.884)在另一篇文章中，梁启超直言“殊不知今后世界之大势，以经济上之竞争为第一大事，谓商务无关于国家大计者妄也”[11](P.1765)。在《新大陆游记节录》中，梁启超亦称“斯宾塞言，野蛮时代，以生产机关为武备机关之供给物，文明时代，以武备机关为生产机关之保障物。十九世纪以来，欧美各国，殆皆日趋重于生产一事”[12](P.5493)，将重视经济问题提升到现代文明标志的高度。相应地，对于梁启超这类知识分子来说，讨论经济也会成为讨论政治的一种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