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不仅是世界上最早在全球范围内被观察、报道与评论的战争之一，关于它的历史叙述也从一开始就跨越了单一国族的史传传统，并几乎与战事的发展相伴而生。这一过程非但颇为特殊，更绕织于中国修史形式萌发重大转折之际，逐渐汇入到近代知识生发机制转型的历史脉络中，十分值得关注。 有关传统王朝官修史体制，学术界积累了相当多极富价值的研究。讨论最初发端于史学史与历史文献学领域，接续《史通》以来分类史籍体例的传统，或清理历朝官修史的脉络，或依据会典等政书文献详述修史制度沿革，细致厘清历朝各类官修史籍的存世文献状况等。①此后，这一问题又引发了史学理论及制度史范畴的进一步探索。有研究者通过细察历代官修史传的史源，注意到不同体例的史书之间，在叙史功能上具有彼此依存的互补性关联。②也有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纪传体史书虽然以人为叙述单位，实质上却是“以事为本”的，这是因为王朝政务文书与史传叙述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③不过，因为断代史研究的客观分期，现有讨论基本上没有涉及19、20世纪之交帝制终结前后的情况。而传统王朝官修史机制在这一时期却发生了近代转型，清代官方馆阁修史稿本不仅是民初纪传体“正史”收官之作《清史稿》最基本的史源，官修史与帝国文书行政之间绾结、解纽及逐渐向下开放的历史过程，更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重要背景，需要找到深入讨论这一问题的具体切入点。甲午战争历史叙述的生成过程，正好为此提供了颇为适合的切入点。 学界以往对甲午战争的研究，重心大多聚集于战事过程而非叙史形式，并在裒辑各类战史文本之时，常详于私家记叙而略于官修史传。④这可能与仅将甲午前后各类相关叙事视为复原“真实”战争过程的证据这一较为单一的取向有关。这类学术取向显然无意于将历史叙述的众说纷纭还置于战事入史的各种原初脉络，以观察其生成机制，进而讨论那背后流光暗转的知识生产与嬗递。若将辨析事件“真伪”视为唯一去取准绳，清廷的官方表述显然不比私家记叙或民间刊刻细节丰富、议论自由，又常有形式限制及对内容的去取与改窜，为史家采撷所慎。不过，一旦将视角转投于叙史本身，就会发现，甲午战争的官方叙史至少在两个方面值得深入追问：其一，各种有关战事的官方表述是如何在与政治过程密切绾结的不同制度机制中形成的?其二，随着晚清民初的政经变动，这类生成于国家军政事务过程的史传文本，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这两个问题都与传统王朝既有官方修史机制在19世纪的发展密切相关，对于厘清近代史学转折的复杂脉络颇为重要。 清代官方修史的形式异常丰富：设起居注馆注记本朝皇帝言行，按期结束成册；国史馆负责编撰本纪、传、志、表；每自新帝登基内阁则设实录馆修前朝实录，并随时进呈皇帝参阅；军机处下设方略馆修兵事方略；至晚清，实录馆还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日常抄录的清档册等材料，编纂道咸以降各朝《筹办夷务始末》稿本等。于是，这些馆阁衙署的文书行政工作，便自然与累积修史素材密切关联：它们逐日形成、抄录、累积的公文文本，按各种原则被定期编纂、加工成档册，有的成为前述不同体裁官方史叙的素材，有的就直接被汇编成史稿史传。关于甲午战争各阶段战事的官方叙史文本，也是在上述行政文书的日常流转中逐渐成文、转录定型、累积与入史的。 就史叙文本的生成而言，至少与三类王朝政务的日常运转密切绾结，它们包括：以章奏谕旨等来沟通内外政务军情的日常文书行政；以馆阁档案册、起居注稿本、国史馆长编档册、清档册、《筹办夷务始末》稿本等形式转录定型的馆阁书史常务；宣付国史馆立传、设祠立祭，以调取档案修撰将士臣僚传稿来推进的国家劝忠之典。这几类政务彼此关联，文本互相递转，渐次形成了关于战事的官方史叙。总体而言，因其相对固定的形式，叙史的经纬按照写事与记人两个方向展开，很少有自战前冲突至战争善后本末俱全、分期确定的整体史叙。本文为甲午战事入史系列研究之一，主要考察甲午战事阵亡将领的入史问题。文章从以记人为经纬的王朝劝忠之典入手，分析甲午阵亡将领清季官修诸传稿，考察其史叙文本是如何逐渐从行政文书中递转、裁汰与固定的历史过程，以讨论清代战事入史的旧有制度脉络及其近代转型。其他两类官修史政务脉络，将另以专文纂述。 二、清代国家劝忠之典与围绕“宣付史馆立传”的文书流转 甲午战争时期，除了围绕着战事的各类情报、公文转递，以及馆阁书史修纂过程中对档案的日常累积、汇编等主要行政过程以外，有关战争的官方史叙，特别是参战将领立传入史，主要与朝廷激励战事的劝忠之典密切相关。 清代素重“酬绩劝忠”的“饰终之典”，⑤以礼部祠祭清吏司总其事，对“王公大臣”“官员兵勇士民”“外藩国王”等不同政治身份人员的身后待遇各有详细的制度规定，大体上分为涉及臣工葬仪规制的“恤典”及有关其身后祭祀的“祠祀”两项主要内容。清前期，对身故臣工根据其品级、任职年限、有无战功等，分别给予“遣官祭葬”“遣官临丧视祭葬”“读文致祭”“止给祭品，无祭文，不立碑”“予谥”“立碑”及赐予“致祭银”“造坟工价银”“立碑工价银”等各种不同层级的待遇。其中，对“文武官阵亡者”则“不论品级，具题候旨遵行”。在祠祭方面，大致有建专祠，入京师昭忠祠，附祀原籍府城关帝庙、城隍庙，阵亡者入于阵亡地方之府城昭忠祠内“居中设位致祭”等等之别。此外，还有“赠官”“荫恤”等附加推恩。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