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①高质量的政治参与对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网络社会的崛起不仅推动了社交场域的“虚实转换”，同时也带来政治参与的转变。 近年来，关注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成为重要议题。既有研究形成“负向削弱论”和“正向促进论”两大争议观点。其中，“负向削弱论”认为，互联网使用挤占了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时间与空间，导致社会资本下降、政治注意力分散，进而引发“政治冷漠”(Putnam，1995)；“正向促进论”关注互联网使用的正向作用，认为网络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社会“连接”，提供了新的公共参与途径和交往空间，促进了信息流动，为提升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契机(王薪喜、孟天广，2021)。 上述两大观点相互对立，但在分析思路上却具有一致性。它们均从媒介技术特征的视角讨论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关注“是否使用”互联网、“使用了什么”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部分研究还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因果论证(陈云松，2013)。不过，这些研究基本上忽略了从网络空间中社会关系特征的视角考察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尤其对青年来说，他们并不存在明显的“接入沟”差异②，在互联网使用上具有更强的“社交化”属性，多元化的圈群关系已成为青年网络社交的主要特征(王阳、张攀，2018)。 探讨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这既是对经典社会学关于“群聚连结”议题的承接，也是对网络社会中社群关系新特征的关注。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主要场域；人们的网络连接形式不断丰富，交往实践形态不断变化，其中网络社交的“圈群”现象成为主要趋势(彭兰，2019)。 青年是网络空间中最为活跃的社会力量。在政治参与方面，青年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不过，与现实中的参与程序和宏大叙事相比，他们更愿意在网络社交平台上进行“个性化表达”(田丰，2020)。由此，网络圈群和政治参与间的关系成为本研究探讨的重要问题。 此外，既有研究在“正向促进论”的基础上延伸出“条件强化论”，认为互联网“赋能效应”只发生在特定人群身上，社会不平等是造成赋能差异的主要原因(陈华珊，2015)。同时，不平等也是理解“数字分化”的重要因素(Campbell，2009)。在网络社交“圈群化”的背景下，青年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差异是否仍嵌入在社会不平等结构中，并对政治参与产生影响，这是本研究探究的另一个问题。 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相关数据，探讨青年社交的圈层特征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对两者间关系的异质性作用。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一)互联网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政治参与内涵丰富，既包括既定政策框架内的“制度性参与”，也包括具有较强冲突意味的“非制度性参与”(陈云松，2013)。胡荣(2008)根据制度化程度和主动性强弱，将政治参与划分为人大选举参与、利益表达参与和维权抗争参与三种主要类型。 不论哪种类型，政治参与都是加强公民与国家联系、提升公民对政府了解的重要方式。公民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既是政治权利的体现，也是现代民主的重要特征(金桥，2012)。互联网提供了更丰富的参与渠道，但也给个体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互联网既是“赋权工具”，也可能“挤占”社会公共空间(郑永年，2014)。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究竟如何成为争论焦点。 有关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既有研究主要形成三种观点。③ 第一种观点为“负向削弱论”。帕特南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大众传媒的普及导致人们花更多时间观看电视节目而不是参与公共生活(Putnam，1995)。帕特南的这一思路被“延伸”到对互联网影响的讨论上，被归纳为“时间替代假说”(Schemer et al.，2021)。该假说认为，互联网“侵占”实体空间中的社会交往，削弱人们面对面交往的频率，进而导致社会资本下降。此外，互联网中过于庞杂的信息会分散人们的政治注意力，对政治参与产生负向影响(Gentzkow，2006)。 第二种观点为“正向促进论”。“正向促进论”认为，互联网重塑了时空机制，不仅能提升个体参与程度，还能将原本不参与的人纳入政治参与中。一方面，互联网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数量，大量密集的政治信息接触有利于提升公民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效能感(Tolbert & McNeal，2003)；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可及性增加了公民自我表达和政治讨论的机会，为公民提供了更丰富的政治参与渠道(Baumgartner & Morris，2010)。此外，随着直播平台的兴起，网络“泛娱乐化”现象也引发关注。但已有研究发现，互联网的娱乐性使用实际上并不会削弱人们的政治参与(林奇富、殷昊，2020；孟利艳，2022)。 第三种观点为“条件强化论”。基于对“正向促进论”的修正，“条件强化论”纳入结构性视角，认为数字赋权效应存在“群体选择性”，并指出其中存在三个主要原因：其一，数字鸿沟塑造了“信息鸿沟”，缺乏互联网技能的人很难处理大量信息。其二，使用偏好导致赋能差异。例如，在电视上观看新闻和观看娱乐节目产生不同效果，前者会激发人们的政治效能感而后者不能。其三，互联网激活的是具有参与意愿的群体，由于人们有选择地筛选网络信息，因此对政治参与不感兴趣的群体很难受到影响(Schlozman et al.，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