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全球政治经济动荡不安,地缘政治、贸易摩擦和极端天气等对全球供应链稳定产生深刻影响。欧美等西方国家调整供应链政策,企图达到“去中国化”目标与我国产业脱钩,此举严重威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持续性的中美贸易摩擦限制了我国芯片行业进口,对移动通信、精密机床和整车制造等造成巨大扰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布系列政策文件将供应链稳定放在重要位置。《政府工作报告》(2021)把“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列为重点工作之一[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单列一节提出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1)进一步明确“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3]。然而,我国供应链发展起步较晚,缺乏韧性治理经验,与具有先发优势的西方国家拉开较大差距。经过几十年发展,国内虽然已形成稳定的需求市场,但资源要素仍受内部壁垒制约,致使供应链迭代升级路径不畅。 测算我国2011-2020年的对外依存度,从波动变化趋势中捕捉供应链稳定性缺乏的表征(见图1)。根据国家间投入产出表,计算可得我国进口(出口)依存度与对外依存度。结果表明,我国进口依存度始终高于出口,进口依赖的现象长期存在,我国供应链产业链极易受到国外“卡脖子”的管制影响。从对外依存度方面来看,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域外重大事件直接影响我国对外依存度变化。具体而言,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整体复苏情况疲软,我国对外依存度从2011年的26.43%跌至2016年的18.63%,主要是世界需求不足,导致我国的出口贸易量被压缩。2016年G20杭州峰会召开,我国对外提出“中国方案”推动全球变革,对内供给侧改革初见成效,在内外双重影响下对外依存度稍有回升。2018年之后,受中美贸易战与逆全球化影响,我国对外依存度出现下滑。现有供应链韧性体系无法有效应对新形势下国际供应链风险冲击,韧性体系建设与经济社会稳定运行的需求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在政治风险增加和科技快速应用等新形势下,转变供应链发展理念,从成本维度向强化韧性转化显得极为重要。同时,将供应链这一商学概念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基于大国关系视域构建国内和国际供应链韧性体系,在全球碎片化趋势下部署中国方案,有助于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图1 2011-2020年我国对外依存度变化 数据来源:OCED发布的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Tables。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双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4]”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双循环”的论断为供应链韧性体系建设指明发展方向。本文从内循环、外循环与内外联动的视角研究我国全球供应链韧性建设路径,为全球碎片化与重构压力下的中国供应链韧性体系构建提供解决方案。一方面,针对创新能力薄弱困境,聚焦基础创新,动态迭代式路径不仅可以推进内循环供应链韧性建设,还能强化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针对外循环供应链堵点,国际合作有助于供应链畅通运行,对提升外循环质量亦有积极意义。因此,需要明晰“双循环”与供应链韧性建设的嵌套关系,加强对协调互促的理解。以此为基础,面向国内国际双循环,厘清我国供应链韧性体系建设路径,设计循环驱动型建设体系,对我国履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合作倡议》具有指导作用。 一、文献回顾 (一)供应链中断风险及应对策略相关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供应链思想出现后,风险问题纳入供应链管理分析范畴,有关研究围绕风险成因和来源展开讨论,进而评估供应中断风险对成员绩效的影响[5-6]。从企业微观角度研究发现,深度学习[7]和鲁棒优化模型[8]等方法可提升供应链韧性,缓解风险负面影响。从宏观角度来看,全球产业链处于严重的不稳定环境中,我国遭遇最为严峻的国际市场地位冲击[9]。刘纯霞等[10]对我国所面临的供应链中断风险进行归类,可分为经济风险、国际政策风险、公共卫生事件与自然灾害风险。张杰等[11]总结西方发达国家针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四大策略“蚕食策略、局部脱钩策略、同盟封锁策略和区域排挤策略”。针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现实困境,刘伟华[12]从国内产业政策和全球供应链层面提出应对风险冲击的路径[12]。其中,张树山等[13]、王静[14]从数字化角度构建风险应对策略与路径。已有研究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谈论供应链风险成因、应对策略和韧性构建等相关问题,但仍缺少从大国关系与市场互动角度考察我国全球供应链韧性体系建设这一主题。此外,关于应对策略的已有研究,尚未考虑演进动力与循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