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型开放如何促进技术创新

作者简介:
李平,山东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lipingsdut@163.com(255012);乔友群,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qiaoyouqun_sdut@163.com;张静婷,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zhangjingting0821@163.com。

原文出处:
南开经济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从制度型开放的内涵和主导方针入手,通过对标国际高标准通行规则,创新性地建立“国家—规则”“政府—规制”“行业—标准”“企业—管理”的一一对应关系,归纳出“规则一致性”“规制一致性”“标准一致性”“管理一致性”四个一级维度,进而构建制度型开放综合指标,并借助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探究制度型开放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型开放显著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方面,制度型开放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因时期不同、区域开放程度不同、维度不同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机制检验表明,市场规模效应和市场质量效应是制度型开放促进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主要中间渠道。进一步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适度的政府干预可将制度型开放对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积极作用放大近两倍。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24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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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创新水平的提升与开放程度息息相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基础研究不足,技术创新基础薄弱,技术创新乏力,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在此背景下,中国选择以“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模仿创新—自主创新”之路作为技术进步路径的战略选择(唐未兵等,2014)。践行此路径的数十年间,中国不断增加基础研发投入和积累,使得技术创新跨越层层门槛,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然而,现阶段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逆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使得经济的发展、开放的内涵均发生深刻变化,导致中国技术创新的路径面临重重障碍。

       面对如此复杂的内外部经济环境,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指出,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以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2021年“十四五”规划则继续补充完善制度型开放内容,指出要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强调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自“制度型开放”提出以来,学界便以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界定的制度型开放为基准,从制度型开放的历程、内涵以及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解读和剖析。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既有学术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制度型开放”进行定性分析,认为制度型开放是规则和制度的跨境融合,是全方位的开放(魏浩等,2022),在增加优势制度供给、减少制度摩擦和交易成本、构建新型比较优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东艳,2019;常娱和钱学锋,2022)。不同于已有学术研究以规则和标准跨境融合为基准对制度型开放进行定义,我们认为制度型开放是经由“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优化后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升级版,以期破解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浪潮以及非关税壁垒增加给中国带来的开放难题,故而一切与跨境经贸合作相关的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国际协调都属于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的提出不仅创新了开放标的、任务和措施,还革新了既有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平台和路径,旨在换道为中国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和要素支持。在当前发展情境下,中国需要在兼顾技术引进的基础上,通过对接和学习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贸易投资的规则规制以及生产分工的管理标准在国际国内的更进一步兼容,进而促进开放模式在结构上的优化、质量上的提高和效益上的最大化,这有助于推动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从而破除现存经济循环体系中存在的制度壁垒和藩篱,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提高国内市场质量,最终促进技术创新突破现有瓶颈,以实现新的“质变”。此外,Pisano等(2007)认为,宏观制度体系能够通过决定技术创新的独占机制来保障经济主体获得创新回报,进而维持创新动力;Sheng等(2013)则指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可以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战略抉择,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技术创新。因此,考虑到制度型开放同样作为一种宏观经济政策,探究其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研究制度型开放的现有文献中,大多从理论层面探讨制度型开放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体来看,基于制度型开放的积极意义,戴翔(2019)认为制度型开放有助于吸引和集聚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等具有高端性和创新性的生产要素,为技术创新活动奠定要素基础;荣晨等(2021)指出,制度型开放打破了制约国内经济发展的各种束缚和障碍,最大限度地激活内生增长动力,进而通过国内、国际的资源整合来推动中国技术创新的发展。基于制度型开放的内涵和定义,黄新华和赵荷花(2022)认为制度型开放通过将国际市场通行规则作为标杆来推进政府规制革新,进而重塑中国的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最终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在制度型开放的实践抓手方面,鉴于自贸试验区是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崔日明等,2021),将通过制度创新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推动高端生产要素在境内的优化整合,从而促进中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刘秉镰和王铖(2018)认为,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有助于打破市场分割,消除贸易壁垒,推动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进而提升区域技术创新水平。谭建华和严丽娜(2020)验证了市场竞争和融资约束是自贸试验区促进技术创新的主要中间渠道。

       纵观现有文献可知,首先,大部分文献均对制度型开放展开定性分析,鲜有文献定量研究制度型开放的战略成效;其次,在部分定量分析的研究中,现有文献多是以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作为政策冲击,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来间接分析制度型开放带来的经济影响,鲜有学者构建制度型开放综合指标以直接衡量其带来的影响效应,仅有聂新伟和薛钦源(2022)从营商环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创新三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分析了中国31个省(区、市)的制度型开放水平,但未对制度型开放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进一步分析;最后,在现有研究制度型开放影响技术创新的文献中,鲜有文献分析制度型开放影响技术创新的中间渠道。

       基于国内外现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

       (1)在研究视角上,不同于以往基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条件下的研究,本文从更高层面的制度型开放视角切入,不仅对制度型开放进行内涵界定,还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详细阐述和分析了制度型开放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丰富了已有关于制度型开放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并为后续的拓展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2)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通过对标国际高标准通行规则,归纳出“规则一致性”“规制一致性”“标准一致性”“管理一致性”四个一级维度,并采用熵权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创新性地构建制度型开放综合指标,量化分析制度型开放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从而为检验制度型开放的经济成效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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