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矛盾”的准确定位修正了传统经济学单一增长目标的缺陷，揭示了新发展理念对经济、社会与自然三大系统并重关系和地区均衡公平发展的要求。为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齐头并进，应对气候变化给自然界造成的严重广泛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0年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随后依次于2012年和2017年扩增试点城市。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启动后，各试点城市均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优势等出台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且绝大部分方案明确了通过推动技术创新来促进城市低碳发展。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关键力量，是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键因素(Magat，1978)，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促进了试点城市内绿色技术创新(徐佳、崔静波，2020)，然而不同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不均衡不一致现象逐渐显现，面对环境治理和绿色转型问题，各地区不能独善其身，联防联治与区域协同发展是提高我国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着力点(董直庆、王辉，2019；刘金山等，2022)。因此，本文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出发，通过考察低碳试点政策的邻里效应对我国地区绿色发展不均衡现象进行深入分析，为我国后续完善相关低碳政策与全面协调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理论依据，为有效缓解社会主要矛盾提出可行建议。 早期对传统环境政策的研究阐述了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跨区域效应，即环境政策不仅能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及“成本效应”影响当地的绿色技术创新，还会对附近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作用(List et al.，2003；Acemoglu et al.，2012；陆铭、冯皓，2014)。当环境政策出台时，污染产业跨地区转移造成了环境污染的转移(Wu et al.，2017；林伯强、邹楚沅，2014；李胜兰等，2014；沈坤荣等，2017)，从而形成“以邻为壑”的生产率增长模式(金刚、沈坤荣，2018)。董直庆、王辉(2019)研究发现，在短期内，由于附近地区承接污染产业，当地收入水平提高，邻地企业有能力增加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但污染产业转移在长期可能导致邻地产业向清洁技术方向转型，从而抑制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由此可见，对不同城市环境政策的非同步激励会减弱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加强区域之间在环境政策方面的合作机制才能提升“本地-邻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联动效应。在制定环境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间存在的技术差距和产业结构差异，采取针对性的效率提升策略，并进行实时监控(沈能、周晶晶，2018)。 对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相关研究，已有文献主要针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直接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近期研究开始关注试点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绝大部分国外现有文献认为城市低碳化发展促进了环境污染水平的降低(Wolff，2014；Gehrsitz，2017)。随着2010年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学术界也越发关注中国城市低碳治理的影响及作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龚梦琪等，2019)，能够通过降低城市排污和产业结构升级显著降低试点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宋弘等，2019)，且通过“鲶鱼效应”显著降低了邻接非试点城市的碳排放(郑汉、郭立宏，2022)。技术创新效应方面，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本地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徐佳、崔静波，2020；Zou et al.，2022)，且该促进作用在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均有体现(胡求光、马劲韬，2022)。王亚飞、陶文清(2021)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这一效应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典型异质性。 针对政策实施的邻里效应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展开考察。Sunak and Madlener(2016)为考察德国设立风力发电场潜在的财产贬值效应，将建设风力发电场作为准自然实验，对联邦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的各风力发电场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法进行分析。Qiu and Tong(2021)同样放宽了双重差分模型的无溢出效应假设，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结果显示铁路系统对火车站附近独立住宅的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还波及到处理组外的房产。沈坤荣、金刚(2018)在评估河长制的水污染治理效果时，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以一百千米为步进距离，考察在不同地理阈值范围内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于立宏、金环(2021)分析了双创示范基地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杜宾效应检验显示双创示范基地建设促进了本地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提升，并对邻近城市产生了积极作用。 从上述讨论可知，现有对低碳试点政策及其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和空气污染等直接政策效果方面，近期文献开始从技术创新效应角度考察试点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效果，但忽视了试点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邻里效应，未能对我国不同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现状给予充分有效解释。基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1)基于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利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邻里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划分为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以探究空间层面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真实反应，弥补了当前研究对试点政策邻里效应讨论的不足；(2)从城市绿色发展程度和城市创新能力角度探究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作用的异质性，为试点政策邻里效应做出了进一步解释，从绿色创新视角为当前“以邻为壑”观点提供了实证证据；(3)对邻里效应进行分解，以区分试点政策对处理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的邻里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点和局域范围的邻里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完善了邻里效应计量分析框架，是对我国地区绿色发展不均衡相关研究的重要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