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推进研究型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世界已进入大科学时代，无论是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还是推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都需要有大学学科发展的厚实积淀和有力支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冲击下，市场对新技术的高度敏感性促使科研方式进一步转变，也推动新的学科组织方式和创新形态不断出现。[1]如浙江大学设立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以“工学+X”“医药+X”“农学+X”“文科+X”的组织结构贯通学科链、创新链与产业链，优化学科资源投入和组织方式，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学科组织模式创新不仅对解决日益综合化的复杂系统问题至关重要，也是在逐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的改革中，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新兴学科发展，持续推动知识创新视野下的学科高质量发展、提升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效能。[2]

      而长期以来，在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分支式知识生产架构的影响下，部分学科建设对内实质性交叉融合与协调不足，对外又创新扩散与社会服务不够精准，组织之间的边界不断强化。这样一来，学科发展误入单兵作战困局，面临等级式科研运作模式僵化和评价机制条块分割的双重困境，甚至出现协同能力不高、监督保障力量不足等问题。由此思考，研究型大学如何完善学科组织管理体系和制度建设，持续推动学科专业适应性调整，提升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效能？学科组织如何有规划、成体系地服务不断变化的教育、科技和人才需求，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发挥建制化组织作用？本研究以学科发展规律为主线，梳理西方学术研究活动组织化的演进过程，明晰“有组织”方式对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的发展依据和逻辑理路，并在解析现实挑战的基础上探寻“有组织”推进一流学科建设的可能路径。

      一、从有组织科学研究演进探寻学科发展基础与理论逻辑

      (一)西方有组织科学研究的方式演进及其学科发展基础

      基于组织交流方式、研究目的、应用范围、组织规范与学科研究，西方有组织的学术研究活动发展可分为合同实验室、有组织研究单位、有组织的创新三个阶段(见表1)，反映了不同历史条件下学术研究活动的不同特征与发展需求。

      

      1.合同实验室与应用性的单一学科研究

      第一阶段起于19世纪后半叶，两种类型的组织变得普遍：为综合利用大型昂贵仪器而建立的天文台，为保存和利用具有科学或学术价值收藏品的博物馆。[3]它们依赖持续、稳固的基金捐赠与政府拨款，专注于解决需求者的任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满足军方对先进技术的需要，美国联邦政府通过顾问委员会成立大量合同实验室，让大学和工业组织的科学家远离校园来到军队，进行非学术性研究。[4]所以，研究主要基于对政府和军队的预期效用而获得资助，侧重生产和提供前沿核心技术，以单向直线式的知识生产为主。

      从科学研究范围看，个体的基础研究转移到了集体组织上，提高了设备和管理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在科学组织工作中把自由和效率结合起来变成了可能。[5]但强有力的军方命令与行政指挥始终笼罩在政府与学术界、科技界的合作中，合同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也是为资助者有计划、有目的的直接应用。所以，相较于传统的科学学部和院系，它旨在聚焦于一个特定主题，而不是为了覆盖一个学科的所有范围而设计的教学单位。[6]这种严格的军事化、封闭型组织管理模式不仅在活动空间上使研究者与外界割裂，一定程度上也遮蔽和局限了研究者的知识视野，使其根据具体的应用任务而关注特定的学科专业知识，结构相对单一。

      2.有组织研究单位内部开展的多学科研究

      1945年，布什向美国总统递交《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建议政府承担起促进科学与工程知识交流及人才培养的责任，建立能提出或执行国家科学研究与教育政策的实体机构。[7]二战及之后的较长时间，美国联邦政府积极与大学开展多形式的应用研究合作，成立了多个介于学术部门和联邦合同实验室之间的中心、研究所、实验室、项目或办事处等有组织研究单位(Organized Research Units)。[8]它们运用政府资助的昂贵科学设备以团队形式开展合作研究，拥有众多没有教学任务的研究者。这些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中心不仅跨越大学多个部门、多个学科甚至其他中心，还通过合同制度、间接费用和管理制度与政府、企业及其他大学开展多用途、多功能合作。这被称为“机构间合作研究的时代”。[9]

      随着世界学术研究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研究型大学内部也面临单一学科组织结构封闭、研究视角固化的藩篱。[10]大学为支持学科基于不同组织原则进行交流合作，设置了具有多学科属性的学系，如哈佛大学1968年成立的视觉和环境研究系、1970年成立的非洲和非洲裔美国人研究中心。但它们通常并不像学术部门那样密切跟踪学科和已建立的科学与技术专业，[11]是问题驱动的而非更专业的基础学科研究。不难发现，有组织科研不仅是需求方对学科组织知识生产和科技创新的依赖，而且反映了大学内部对有组织、有规划的资源配置方式的适应，尤其是提高资金吸引能力和多学科化的研究活力。

      3.多主体参与的有组织的跨学科交叉创新研究

      第三阶段源于21世纪初科学技术在应用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基础研究与市场转化应用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创新领域的组织涣散和无组织的创新问题逐渐凸显，使国家科技力量和经济竞争力受到影响。[12]为解决科学技术创新活动与生产需求脱节的问题，“有组织的创新”(Organized Innovation)被提上了议程。有组织的创新涉及创造、开发和商业化科技创新的整体性变革，以引导好奇心、跨界合作、精心策划的商业化为核心支柱，关注大学、企业和政府在科技商业化及应用中的协同合作。[13]如1973年美国成立产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s)，依托产学合作和科教结合在产业界、学术界、政府之间建立跨学科研究与教育，灵活的组织结构使大学研究资源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知识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