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算法凭借其客观性、自动化与高效率的优势，成为提高管理与决策效率的先进生产工具，人类社会已进入到一个“以算法为中心”的时代。①平台信息散布与用户获取讯息的形式得以更新，尤其是算法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结，使得算法技术的政治性超越原有的工具性。算法技术的精准化、数智化虽能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供给、获取与治理提供有力支撑，极大便利了数字信息的广泛传播，但在西方社会，由于资本逻辑在互联网舆论场域中不断激发摩擦与偏见，使意识形态治理陷入技术迷思与困境。 这些摩擦与偏见从何而来？为何会随着智能算法的发展快速传播、广泛蔓延，进而影响政治安全？国内外学界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算法意识形态”，即算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之中。就此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从算法的意识形态属性出发，认为意识形态与算法技术互相包含，几乎每一项技术的发展都将使人类面临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方面的社会风险。②以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实则是一种隐性意识形态，而所谓的社会摩擦与分裂并非算法技术的固有本性，导致该现象的根源仍是算法技术的资本化控制。技术一旦被资本控制，不可避免地会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并规训主体意识。算法作为一种新兴技术，虽在表面上并未直接装载意识，但一旦与资本共契耦合，便拥有了意识形态属性。第二类研究从算法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出发，包含着算法技术开发者、平台运作者以及数字用户在操作数据、问题阐述过程中所附加的情感与价值观。多数国内学者在意识形态的概念理解中掺杂着情感与价值观等要素，认为“意识形态的本质要素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③“意识形态是在阶级社会中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与观念的总和。”④即把意识形态更倾向于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理解，凸显了社会不同利益关系的价值评判，反映了特定群体的共同诉求。第三类研究从算法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出发，认为算法就是依据数字用户们在互联网平台进行互动交流时所留下的痕迹，不断地分析加工成更有效的数据信息，为数字用户们推送更多符合其自身需求的讯息。在此过程中，传统媒介逐渐地边缘化，自媒体、社交媒体平台等新型媒体形态异军突起，丰富了意识形态的主体。在算法效用下，数字用户被当作是由各类应用工具支配的复杂社交群体，算法的交互性特征加强了数字网民们的参与意识与权利意识，各类主体的多元价值交流共同构筑了意识形态的形成与输出。综上，算法意识形态就是由人作为主体，算法作为意识形态输出载体，网络用户、公众所表达的价值意识与倾向性态度为本体的一种算法的意识形态输出。 上述研究，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西方算法意识形态研究的含义、重点与深度，同时显明了中国学者对西方算法意识形态产生的现实性担忧与指向性发问：西方算法意识形态如何产生？危害何在？何以应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⑤可以说，国内学界关于西方算法意识形态的讨论正是出于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与国家政治安全的隐忧，更准确地说是一项防患未然的前瞻性研究。遗憾的是，既有研究基于基本属性、构成要素、形成过程、治理应对等方面的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尚未能触及并揭示西方算法意识形态的底层逻辑：(1)西方算法意识形态如何运行？(2)其引发了何种技术迷思？何以危害他国意识形态安全？(3)面对西方的影响，我们应如何作出正确的行为选择？在人工智能等算法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对上述问题予以学术上的回应，关乎旗帜、道路与国家政治安全，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恰逢其时。 二、西方算法意识形态运行的内在逻辑 西方算法意识形态是算法的意识形态输出。对于中国而言，西方算法意识形态的隐蔽性侵蚀，加之计算政治宣传的自主性干扰，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深入挖掘西方算法意识形态运行过程中的衍化逻辑、技术逻辑与政治逻辑是理解算法意识形态的应有之义。 (一)衍化逻辑：多元主体的网络空间交织 在数字镜像空间中，数字算法技术的发展刻画出一幅“万物皆可联通”的新兴图景，多元主体在网络空间中不断产生互动。 一方面，从数字生命个体来看。数字生命是人类主体在数字信息时代的全新生命表现形式。生命主体通过各种数据信息在数字网络空间中生存，每一次的点击与搜索行为都会被储存下来。数字生命在网络中被完整地描摹出来，其各种数字行为习惯都精准地描绘出了主体内在与外在的图像，似乎比我们自身更要了解自己。数字生命内嵌于各种平台网络之中，人们的思想依托数字语言涌现，社会交往关系倚靠各种网络数字社交账号开展，并通过这些数字社交账号开拓交往圈，形成各种各样不同的数字圈群。随着数字圈群的不断延伸，数字生命们在圈群中的交流更加丰富，思想认同感不断加深，各种实时信息的接收共享助推了数字生命体的联合。在算法构建的数字世界中，数字用户们的注意力时间被数字平台夺取，并进一步商品私有化。西方社会在强大的算法分析下，数字生命体的各种行为习惯被悉数捕捉，以便于资本家们设置更为精准的关联产品推送。仿佛将数字个体圈固在他们预期的轨道中，徘徊在资本家给定商品的“怪圈”内。数字生命体在算法技术去情景化过程中被逐渐精简为一串抽象的数据点，当这些数据点被集中起来时，又形成了庞大的数据集，数据集中的各种行为模式皆可被预测因而蕴含着强大的商业价值。当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数字化应用，数字商品便能僭越社会劳动关系，树立自身独立性以支配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