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4 一、《实用人类学》与语境中的康德 康德晚年实际参与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实用人类学》(1798)。由于“实用人类学”这一特定称谓及其显著的经验性特征，使得人类学主题在传统的康德研究中显得并不突出。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康德研究在英美学界全面复兴，很多学者对康德道德哲学形式主义的正统解读以及由此带来的批评①产生不满，并试图挖掘康德本人思想中可以应对这些诘难的证据。因此康德的一些非经典著作开始受到关注，对其人类学思想的诠释兴趣也与日俱增。②正统形式主义解读强调道德哲学的纯粹性，忽略了《实用人类学》与批判哲学的关联。但随着对康德思想全景的逡巡探索，学者们发现这种解读是片面的。对先验哲学与人类学思想的融贯解释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评估批判立场，并展示出康德“厚的自由”③在今天依然强劲的理论竞争力。这一诠释兴趣使得《实用人类学》甫一出版之际所遭遇的挑战又再次摆上台面。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曾对《实用人类学》提出一个经典批评：康德必须在他的自由理论和人类学中择其一而无法兼具，否则将“与所有的人类学相抵牾”。学界将之称为“施莱尔马赫两难”。这一两难凸显了“实用的”这一视角在康德批判体系内的可疑身份，并引发了“实用人类学”的理论定位难题。《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下简称《奠基》)中康德对命令式有一个经典三分：技术的、实用的、道德的。这个三分按照人类活动意图(目的)在模态上的表现而划定了人类活动的领域，并与康德对认识④(Erkenntnis)谱系的构想有关。康德把认识划分为理论性认识和实践性认识。实践性认识并非知识，知识意味着一个判断主观和客观上都有充分视之为真(das Fürwahrhalten)的条件，它与仅在主观上充分的信念(Glauben)不同。实践性认识包含道德领域中的信念。康德那句“我必须扬弃知识(Wissen)，以便给信念留地盘”(B XXX)⑤被大家视为对批判哲学旨归的宣言；《判断力批判》(以下简称“第三批判”)导言结尾他对批判体系划分构想的图表(V：198)也提示我们，知性、判断力和理性被称为诸高级认识能力，它们联动的产物正是构成谱系的诸认识。“判断”和“命令式”则分别是理论性认识和实践性认识的基本单位，所以考察命令式的划分与我们定位实用类型的认识(人类学正是这种认识的代表)是直接相关的。同样在这份导言中，康德按照提供实践规范总合的标准探讨哲学的划分时却取消了《奠基》中的三分法，只保留了技术的/道德的二分，并将实用的领域归入了技术的领地，与道德的领地分庭抗礼。这一经典二分对应着康德批判体系中自然与自由的划分，但“实用的”之独立性在此却被取消了，其归属引发了它与“道德的”之关系疑难。根据康德，他在对人类学的“实用”特征进行说明时显著地标明了这一认识类型的道德相关性，但又将实用的领域归入了技术的领地，这使得实用人类学是否能够作为一种康德式道德学说成了争议焦点，陷入两难。成功回应“施莱尔马赫两难”不仅有助于我们细腻地理解批判哲学中自由与自然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完整地领会康德道德哲学的旨趣，让语境中的康德焕发新的思想活力。 二、“施莱尔马赫两难”与“实用的”之归属难题 《实用人类学》并非康德唯一一次涉足人类学领域，不过它却是其中最成熟、最系统化的文献。在康德出版它后的一年半时间里至少有11个评论出现。其中，施莱尔马赫的批评最为重要。这个评论发表在浪漫派刊物《雅典娜神殿》(Atheneaum)上，充斥着大量负面意见。比如施莱尔马赫认为《实用人类学》的书写缺乏组织性，有许多琐碎和无关紧要的表述，并认定这是康德对哲学写作的体系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失败尝试。除了对康德的写作方式进行抱怨外，他还不无挖苦地指出“康德的人类学一定是有意与所有的人类学相抵牾……因为它公然与康德哲学的其余部分相冲突”。(Schleiermacher，1984：v.1，S.366)撇开施莱尔马赫戏剧化的表述不谈，他的确触及了康德批判体系的一个根本疑难：康德的自由理论与他的人类学思想看起来是不融贯的。“本性是选择”(nature is choice，自由理论)和“选择是自然”(choice is nature，人类学)这两个主张矛盾，康德却想要在自己的体系里兼顾二者。(cf.Schleiermacher，1984，S.366；1998)⑥弗赖尔森(P.R.Frierson)指出“施莱尔马赫两难”背后是对康德形而上学类似主张的系统拒绝。(cf.Frierson，p.1f)从雷贝格(A.W.Rehberg)⑦、费希特、黑格尔到当代，康德关于自由的理论被批评为相容论中一种不融贯的形式。这个经典批评有不同版本，比如康普·斯密(N.K.Smith)、帕顿(H.J.Paton)、贝克(L.W.Beck)、本内特(J.Bennett)等当代研究者都曾批评过康德理论的不融贯。⑧具体到当下语境来分析这一两难的实质，正是“实用的”在康德批判体系内的可疑身份：从实用的观点出发，人类学究竟是一门经验科学还是道德科学?如果它既是经验科学又是道德科学，那它看上去与康德对自由的先验解释相冲突；如果它是基于康德式先验自由的道德科学，那它如何能够合法地展开经验性研究?如果它既不是道德科学也不是经验科学，那它什么也不是。这就是施莱尔马赫不无惊悚的断言“与所有的人类学相抵牾”的真实含义，即：如果“道德的”是定言命令式而“实用的”是假言命令式，并因此二者是排他的属，它们的结合何以可能? 笔者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回到康德的文本。在《奠基》第二章“由通俗的道德世俗智慧到道德形而上学的过渡”中，他提出了“命令式”的定义和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