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土竹简的“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①，可以说是对儒家伦理思想内外断裂特征的最好总结。 中国长期以来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此种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如果说进入现代化以来，儒家伦理思想对我们形成的实际影响已在消解，这也只是见末未见本的浅陋之见。儒家伦理对中国人的影响不仅根深蒂固，而且这种影响仅能在片面而带危害的取向上得到验证和量定。儒家伦理思想可以说是我们的文化瑰宝，但对其研究必须依归时代的轨道和脉搏，这个时代不仅是中国人的时代，还是整个地球村的时代：这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是，儒家伦理思想研究的背景不能限于中国，必须无时不离儒家伦理思想影响过的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因此反思古代文化资源如何现代化利用的时代问题时，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重新审视就成为非常紧迫的课题。 一 一般研究把儒家伦理思想称为德性之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儒家伦理的特点。换言之，儒家伦理追求的重心在内，内是从人性开始的，是伴随着人理性思维能力的进步而发展的。在人类文明的历程中，人最初的生存环境非常糟糕，常常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人对此又无能为力。自然灾害产生的结果势必影响人自身的生存质量，为了避免自然灾害的光顾，人往往采取祭天的仪式来表达自己虔敬的心情。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人重视和关注的首先是外在的自然、天。人对自己的认识在理性发展的历程上，属于相对较晚的故事，对人性的关注就是人对自身认识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人而不仁，如礼何” 不难想起，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揭起人性大旗的是孔子，尽管“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足以证明孔子在人性论上的贡献。当然，孔子只是告诉我们，人性在先天的方面是相近而差异不明显的，在后天的方面却造成了巨大的差异即“相远”。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地开启从价值平台审视人性的大门，但从孔子思想的整体来看，他似乎赞成性善的运思，诸如：他认为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论语·述而》)，两人互相推让而不肯做孤竹国的国君，最终跑到国外，也根本不存在任何怨恨；孔子认为，对人而言，诚实而守信用是做人最为基本的素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都是佐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的运思，也充分昭示出性善的光亮。 (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 在中国历史上，在人性的长河里，是孟子最先打出性善的旗帜。孟子认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即人就是仁之所以为仁的图本，这里的“仁也者”是仁之所以为仁的意思，而不是如何成为仁的意思，这是文本给我们的解释；人与仁的合一就是“道”，这当然是儒家之道，与道家体现宇宙普适性的道是相异的。孟子把人界定为仁，故据此不难得出，儒家的人就是道德之人。孟子还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孟子对告子“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的看法是：“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显然孟子不赞成告子的观点，人性在“善不善”上没有任何的分限，孟子的观点是人性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尧舜，性之也”(《孟子·尽心上》)，认为尧舜之所以为自身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善的本性即“性之”，在本性的层面就决定了他们为尧舜。 在孟子那里，性与情的问题，尽管没有荀子那样具有明确的理性运思，但在人性的问题上，孟子认为情也是善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换言之，情作为本性的外在化形态表现，完全可以走向善的轨道，如果朝着相反方向即“不善”行进，那也显然不是本性的问题即“非才之罪也”。由此可见，孟子视本性为“才”，“才”通“材”，是资质、本能的意思。人性的善不是毫无条件的，在孟子的心目中，这种善仅仅是一种萌芽，是一种不成熟的状态，这就是他的“四端”说。他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如看到小孩掉到井里去的时候，自然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即由恐惧警惕而来的同情之心，这种同情心的外在凝聚就成为救援小孩的行动，“怵惕”是恐惧警惕的意思。这种在限定境遇下产生的恻隐之心的行为，不是想借此与孩子的父母攀交情，也非想借此博取乡人的赞誉，也非厌恶小孩的尖叫声而为。孟子依据这个恻隐之心，推断出人性“四端”的著名理论，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在于具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它们分别是“仁之端”“义之端”“礼之端”“智之端”；人具有这“四端”就好比“有四体”一样，具有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