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3.06.03 一、问题缘起：“天命”或“德运” 以德配天、信奉天命神圣、强调顺天革命的心态秩序可谓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文明信念的基本内容。在其原始意义层面，天命作为一种文明信念的独创，致力于解释时代之间的更迭和嬗变，尤其证明朝代更迭的正当性，并在历史演进中流转成能表征国运顺畅或个体功名的神圣依据，因此构成天命与德运的内在关联。 自西周以来，天命及其道德的践行不仅是古圣先贤对自身生命的神圣叩问，更象征中华文化的终极追求和道德能力，几千年来制约和影响着国人对天人关系、国家与个人的命运和命理的理解。中华历史格局虽然变化多端，但最微妙深层的可谓天命德运。自周代商以天命证明和解释其正当性和神圣性后，历代王权获得者都要通过天命以自证其神圣之“命”，而作为“天命”延伸的神圣道德始终与朝代更迭与权力正统性紧密联系，同时也支配着国人日常行动的逻辑和动机。 传统天命能够同时呈现为国家命运或个体身家命运，在权力与价值秩序中常常体现国人心态中不同品第的行动类型和道德力量，分别定义家国身心在道德品第上的高低优劣，人之命运好坏可以通过个人功名、人间身份及其表现程度获得更改。同时，以立命、改命、俟命、顺命或宿命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天命德运在历史中的流变或无常，也常给国人带来深层的矛盾和焦虑：天命德运之下，人皆期望完美好命，而德运命理却一再流转，并不因某一个人的意愿而转移。 孔子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①千百年来，“天命”“德运”信念一直隐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逐步形成以儒家心性之说为基础的家国治理路径，以天下呈现德运心态之局，附之以家国结构表达天运王命，具体呈现为钱穆所言“有流品，无阶级”②的家国—天下道德秩序，以及“治心而非治政”的文明模式。在天下和国家之中，源自神圣的天命流转而形成中国社会“三教九流”，其天命之德、王命之序直至士农工商各行，无不以天命之德为源头，水到渠成般地流转成不同流品。 实际上，传统天命作为一种能够解释时代更迭、朝代流转的神圣构想，从它形成伊始就遵循着周公分布定律——以德配天和以族称命。一方面是谁都可能的天命注定，一方面是姓族限定的道德资质和道德能力，两者间完美结合方才促成“天命”和“德运”、“国命”与“人命”的整合。其中，最关键的是天命之“命”，实乃当时国君道德资质和能力所呈现的一种流动范畴。它作为道德表征的结果，促成时代或朝代的变迁，促成神圣资源的重新配置。有德者称之顺天应人，无德者视为逆天改命；是否有德，决定了天命能否流转，时代变迁或社会流动几乎就被视为道德流动的表现或结果。 因此，本文把“天命”视为早期华夏文明变迁中独有的流动范畴，其主要的呈现方式就是将配天之德化为个体命理和朝代改变机制，既以天命流转证明朝代变迁的正当性，同时以天命暗示社会流动及其正当性，进而定义这种流动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突出并强化道德机制在国运和个体命运两大层面中所能呈现的双重逻辑。 换言之，国家与个人、成败与得失在天命内涵的双重逻辑中的表现，既能呈现国家兴衰成败的机理，亦能转为个人身份逆转的命理和表征。它们能够跨越朝廷与国君、贵族与庶人的流品界限，经由道德形成国家和个体命理，有时候能互补，有时候却分离，流品高者讲求天命而转向内心修养，民间大众只能致力于命理数术。唯传统社会安土重迁的封闭性特征，促使道德成为国运人命流转的基本逻辑。表面上，此乃天命暗中标定的尺度，但天赋之德或配天之德作为天人中介却隐喻了成王败寇或功成名就，其后深藏的则是天命给予神圣证明的道德信念，以道德为能力、资质的流动机制。 基于天命流转的逻辑，道德能作为解释和文饰人间流品的主要范畴，也使那些暂时未能进入流品的人经常感到一种“道德失能”，只能上行下效般跟随有德有位者，期待其个体命理能被天赋之德激活。对于芸芸众生而言，道德难以天赋，只能后天习得，其道德能力不可能配天，从而被置于各种关系之中。恰如《易传》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③，即便如周公设置的道德定律也难以梳理天命德运间的反转和差异，特别是当天赋之德从国家流转到个体身上之后，社会流动机制如何转化，这大概是天命道德转换成国家和个体命运信念最关键之处。 为此，一个能证明国运、人命流转之正当性、神圣性的天命信念，之所以能够先后体现为正命、随命和遭命，恰好是因天命无常、唯德是依的传统流转方式。天命流转的观念表面上似因天命和德运间互动机制的难以把握，本质上却是源于道德神圣信念之绝对根基的缺乏，它根源于天人同德秩序的不确定，并由此而形成隐藏在国人内心深处的最需稳定和强化的心态型秩序。所以，它很难被直接视为主客观结构或反应客观的主观结构。作为华夏文明的基本运作机制，它是心性德运和价值信念，亦是身份等级和权力秩序，能够直接把道德心性转成权力秩序，以完美逻辑呈现为不同人群、层次、时代的权力斗争和道德竞争，提升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④的价值秩序，逐步呈现为“治心而非治政”的秩序情结。这种道德心态曾以“天命”和“德运”的方式践行于华夏文明，在天命流转中囊括了精神世界和现实人间，成为个体身心、家族国家的中介，生成、拓展、衍生为心态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