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拓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程彪,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赵虹,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原文出处:
长白学刊

内容提要:

哈特、奈格里与哈维在非物质劳动问题上的分歧,集中体现了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不同认识。哈特、奈格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质是劳动的主导形式由物质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生产的重心由物质商品的生产转移到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的生产,转向生命政治生产;这种新的生产模式促进了共同性的发展,创造了超越资本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也孕育出当代一个“差异的、多元的、自由流动”的新主体——“诸众”。而哈维指出,非物质生产理论强调的那些变化主要是消费领域发生的转变,对公共财富的剥夺是剥夺性积累的重要手段;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都是资本为追求复合增长而做出的挣扎,随之产生的反抗斗争并非都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深入考察哈特、奈格里与哈维在非物质劳动问题上的分歧,对于揭示资本批判的当代维度、理解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24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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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23.04.005

       [中图分类号]D03;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23)04-0040-09

       如何理解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从而深化和拓展资本批判的当代维度,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非物质劳动问题是一个直接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以及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当代拓展的问题,因而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焦点。在这一问题上,哈特、奈格里与哈维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们在非物质劳动问题上的思想分歧和争论集中体现了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不同认识。

       哈特、奈格里与哈维都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首先,生产的非物质因素日益增多,信息文化、金融、服务产业成为当今社会最主要、最有活力、最能促进资本增殖的产业;其次,资本已经入侵到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事业领域,对共同性的剥夺成为资本剥削的一种新形式。资本逻辑从工厂生产过程蔓延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之中,由此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传统的资本家和工人内部生成了一些新的阶层,这些不同的阶层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进行的社会斗争也越来越零散化、多元化,统一的无产阶级以及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似乎不再可能。然而,对于这些变化及其对当代资本批判问题的深刻影响,哈特、奈格里与哈维的观点则是针锋相对的,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非物质劳动因素增多,是否意味着生产彻底转向非物质生产,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此基础上,资本向公共事业领域的蔓延、对共同性的侵占,是否带来突破资本逻辑的可能性?当代反抗资本权力的各种斗争是否必然具有革命性?这三个焦点问题,可以说基本圈定了当代资本批判理论的问题架构与思想范围。本文通过具体考察哈特、奈格里与哈维在这三个焦点问题上的思想分歧与争论,揭示非物质劳动问题之于当代资本批判理论的核心意义,充分肯定他们为深化当代资本批判、拓展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所做的思想努力,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他们的思想局限,进而彰显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生产是否转向非物质生产

       生产是否转向非物质生产,是哈特、奈格里与哈维在考察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哈特、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劳动形式,非物质生产在资本增殖中也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转向“生命政治生产”;但在哈维看来,哈特、奈格里所谓的“非物质劳动”所指示的变化主要是消费领域中的变化,这些变化只是缩短消费周期、加速资本积累,并没有造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化。这一思想分歧表明他们对非物质劳动问题的看法以及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总体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哈特、奈格里在考察现代信息化生产的过程中发现劳动形式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并从劳动形式的变化出发考察生产方式的转变。他们认为,当下最重要的劳动形式是“非物质劳动”,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1]277②。这种非物质劳动形式与传统的物质劳动形式是根本不同的。首先,劳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传统的物质劳动形式中,大多数工人只需掌握特定的工具,负责固定的生产环节,完成被分配到的简单重复的工作。而在非物质劳动形式中,劳动者主要以提供服务,包括信息、知识、情感交流等形式参与到生产过程中,他们需要直接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主动了解生产过程和市场信息。其次,劳动组织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传统的物质劳动形式中,工厂是组织生产的主要形式,劳动力与物质生产资料在工厂中结合起来。但在非物质劳动形式占据主导时,网络成为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人们不需要在固定的时间、聚集在固定的场所从事劳动,而是自发地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时每刻展开合作。再次,劳动产品及其与劳动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传统的物质劳动形式中,工人生产出的是有形的、具体的物质产品,这些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就与劳动者和生产过程彻底分离。而在非物质劳动形式中,工人生产出的是无形的、抽象的非物质形式的产品,如知识、信息、经验、关系、情感等,这些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强烈地体现着劳动者的个性。

       通过对当代新的劳动形式的考察,哈特、奈格里发现非物质劳动已经取代物质劳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进而带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凸显出当代新的劳动形式与传统的物质劳动形式之间的区别,然而非物质劳动与其他所有形式的劳动一样,都需要人的身体、大脑共同运作。哈特、奈格里意识到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为更深刻地把握非物质劳动的本质特性,他们引入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认为非物质劳动不仅影响着劳动主体的经济生活层面,而且重新塑造着劳动主体及其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重塑着整个社会生活。哈特、奈格里指出,非物质劳动作为“心脑劳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生产的客体其实也是主体,由社会关系或者生命形式所规定”[2]100。他们把这种特征称作“生命政治”特征,并用“生命政治劳动”这一概念展现当代劳动形式本质层面的根本转变。与“非物质劳动”相比,“生命政治劳动”更能显示出新劳动形式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哈特、奈格里认为,与生命政治劳动体现的劳动的根本性变化一致,资本主义生产正在转向生命政治生产。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产不只是商品或价值的生产,而直接是主体的生产,是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的生产,而且这种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逐渐趋于一致。哈特、奈格里认为,生命政治生产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已经无法用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量化研究方式来考察,而适合用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去分析。他们从生命政治角度重新阐释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认为考察当代生命政治生产,重在揭示资本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对主体、生命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无处不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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