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梳理二里头文化出土的绿松石制品,归纳出该文化绿松石镶嵌工艺的六项标准,并与西北、中原和海岱三个地区的史前绿松石制品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西北和中原地区的绿松石制品应是填充或填嵌工艺制成的,尚属较为落后的工艺传统。海岱龙山文化的绿松石制品应为镶嵌工艺制成的,与二里头绿松石牌饰的镶嵌工艺特征相同,且在纹饰结构和寓意上与二里头绿松石牌饰相似。这表明二里头文化绿松石牌饰的镶嵌工艺应来自海岱龙山文化。
图一 二里头遗址已发表的3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及其绿松石嵌片 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无铜基座的绿松石镶嵌木牌饰,初步统计已有四五件,如75ⅥKM3、84ⅥM6等墓均有出土,因资料发表不完整,详情未知。据笔者所见有关绿松石片实物来看,很可能是镶在木质基座上,多数石片为长方形,也有山字形等。近年又有几座墓发现了镶嵌绿松石木牌饰,正在清理之中。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02ⅤM3随葬的无铜基座镶嵌龙形器⑨,由梯形兽面和扭动的身躯组成,用20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而成,表现了1条身披鳞甲的神龙,神龙的眼睛和鼻梁用大件玉料加工而成,其用工之巨、体量之大,都是前所未见的。其中龙身部分长64.5厘米,用长方形绿松石片上下镶嵌,石片一般长0.5、宽0.4、厚0.1厘米。表现菱形鳞甲和背脊的石片为斜向镶嵌,以与周围上下镶嵌的石片相区别。兽面部分的石片既有弧边和直边长方形的,也有弧边三角形的,而且石片的镶嵌高低略有起伏,可知底下的木质基座事先应经浅浮雕加工,实即1件大型的镶嵌绿松石木牌饰。(图二、图三上)这件龙形器的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从制作工艺看,镶嵌龙形器作为木牌饰工艺应相对较为简单,镶嵌铜牌饰的工艺则更为复杂,故笔者曾推测,应是先有镶嵌木牌饰,再发展出镶嵌铜牌饰⑩。 除此之外,在宫城以南的围垣中还发现了1座绿松石废料坑04ⅤH290,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且在其南1000多平方米范围内探得一处绿松石作坊区,在邻近遗迹中出土了多件与加工绿松石有关的砺石。废料坑出土绿松石块粒数千件,经初步整理得知,块粒多为绿松石片的毛坯及废料且大部分带有人为加工痕迹。块粒可分为与管珠或嵌片相关的两类遗物,其中与嵌片相关的遗物主要包括:片状石核,厚0.1~0.3厘米,呈薄片状;嵌片原料,为不定形扁平薄片状,一般长宽在0.5厘米至几厘米,厚约0.1厘米,两面未经研磨;嵌片毛坯,不定形扁平薄片状,一般长宽多在0.5厘米至几厘米,厚多在0.1厘米至数厘柴,两面或一面有研磨痕迹;嵌片,呈长方形,四边基本已经研磨,两面均有明显经研磨留下的线状擦痕。(图三,下)此外还有大量绿松石原料、石片和碎料(11)。 邓聪先生通过对有关牌饰和废料坑的整理分析,主张应从工艺学角度对二里头的绿松石嵌片进行界定,并认为嵌片是指“几何形或不规则形片状物,沿边已修整,一面磨制成平面,作为镶嵌面之用。可细分为圆形、方形、梯形和三角形等嵌片”(12)。笔者认为这种界定是很有必要的,并从以上梳理和分析出发,初步归纳出二里头绿松石牌饰的镶嵌工艺特征:一是经开料、切割、研磨和抛光等工艺流程,加工成适合镶嵌的绿松石嵌片;二是嵌片均为两面平整的小薄片,厚薄均匀,表面加工格外细致,一般厚约0.1厘米,长方形者一般长0.5、宽0.4厘米;三是嵌片的边沿加工整齐,多为直边或斜边,也有弧边者;四是嵌片呈现为各种规则或不规则的几何形,主要包括长方形、方形、三角形和梯形等,也有山字形和圆形者;五是各种嵌片按照设计的图案紧密排列和镶嵌,镶出的图案具有特定纹饰和神灵形象,反映的是神灵崇拜和精神信仰;六是嵌片表面的面积多比背面略大,即表面的边沿多向内略倾斜,以使背面和内斜的边沿能涂抹更多黏合剂,增加黏贴和镶嵌的牢固性,这也是二里头绿松石嵌片的一个重要特征。以下将这六项特征作为讨论的标准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