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事实正是如此，思想战线、文化软实力、国际冷战等意识形态范畴内，一场争夺青年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从未停止，在当代复杂动荡国际局势下更是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并表现出显著特征：对象的明确性(以青年为重点争夺对象)、方式的隐蔽性(如通过隐匿网络，从教育、文化、宗教等各方面进行渗透)、过程的激烈性(双方你来我往，不断极限施压)、后果的颠覆性(执政党败亡、政权遭到颠覆)和目标的残酷性(达到洗脑诛心之目的)，因此又被形象地称为争夺人心、赢得青年的“颅内战争”。正因为意识形态斗争双方都深刻认识到青年群体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争夺青年自然而然就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胜负手”。其结果事关国家命脉存亡、人民切身福祉，已然成为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在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共产主义失败论”等论调曾一度甚嚣尘上，描绘了一幅“自由民主制度”胜利的图景。弗朗西斯·福山更是鼓吹“福音来了”，宣称“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是“历史的终结”[2]。然而，其胜负结果究竟如何，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取得的非凡成绩显然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一、既有分析框架的局限及新方向的寻找 总览既有研究就会发现，意识形态斗争相关文献大都围绕“话语权”的争夺展开，仅以“意识形态、话语权”为主题词在CNKI搜索，就有近万条搜索结果。意识形态话语权当然重要，也正因其重要性才引起大量关注，相关研究不仅自成一脉，而且成果颇丰。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以意识形态话语权为主线的研究思路，却在引领和指导现实意识形态斗争中越来越看重话语表达技巧、方式而轻视意识形态自身结构的建设、优化，似乎陷入了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话语权等于主动权，主动权又等于胜利权，只要争得话语权就相当于取得了胜利权”，从而逐渐走向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决定论”，或者“话语权中心论”甚至“唯话语权论”的方向，未免失之偏颇，在不经意间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需要重新探寻新的方向。 1.内外关系：外部因素发力，未能切中肯綮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有一个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其下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即“内外因素论”。该理论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虽说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毕竟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它是第一位的，决定着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走向，而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第二位的，它对事物的发展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而且需要通过内因才能起到作用。相对而言，话语权问题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外部因素，不能代替内因成为意识形态斗争输赢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话语权是否能争取得到关键还是靠意识形态自身结构及其功能是否强大来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因此说，如果偏拗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强弱的执念，或是追求一时一事的话语输赢，以至于陷入意识形态“话语权决定论”“话语权中心论”甚至“唯话语权论”的窠臼，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意识形态自身体系结构及其相应功能这一决定性因素的揭示，就不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2.强弱关系：以弱攻强施策，难以摆脱被动 《孙子兵法》的核心要义是：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句话将战争主动权问题的精髓分析得淋漓尽致。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在当前的国际舆论场中仍是“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且这个基本格局短时间内很难有根本性改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偏执于揪住“话语权”这根救命稻草不放，并仰赖其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抗工具，很可能会陷入对方的议题设置陷阱，无异于以我之弱攻敌之强，相当于以弱势兵力攻打重兵驻防的“中心城市”之目标。这就使得我们解决了“挨打”问题和“挨饿”问题，复又掉入被动“挨骂”的窘境，不利于增强“四个自信”，更不利于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中国虽然已是位列世界第二的经济体，但在国际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却依然是一个后起的弱者。长期以来，美西方媒体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舆论场，使得广大青年对中国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尽管较以往有很大改观，但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中，中国仍然相对处于下风，以至于“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度陷于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尴尬境地。如果明知不可为(胜)而勉强为之，继续按照“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这条单行线逻辑推演，就极有可能得出中国在意识形态的青年争夺战中很难取胜的结论，这反过来又会加深一些青年的自卑心理和崇洋媚外的心态，形成恶性循环，效果自然不佳。 3.先后关系：采取脱先策略，寻找新的方向 先后关系往往意味着一种次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动和被动关系。既然偏执一端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这条战线中难以取胜，反而在话语权的纠缠中让对方借机不断积累优势，倒不如尝试采取“脱先”策略——率先、主动脱离话语权领域的无谓纠缠，将意识形态斗争重点方向转移，以取得其他地方的“先手”，从而争取到斗争的主动权。历史不远，可以为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采取放弃攻打大城市转而在井冈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战略，最后才得以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目的。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所选方向利益攸关，对方又不得不应；二是因为策略的合理性从根本上说来源于学理性，也就是首先需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解决主体依托(人民群众)和理论前提(自身建设)的问题。本文拟暂且摆脱(不是永远抛弃)话语权领域的无益纠缠，转而通过建立和巩固“意识形态斗争的根据地”，即聚焦意识形态本身的结构及其功能的优劣，从其内部决定性因素剖析其制胜之本，辅之以理论维度和历史维度的佐证，与既有研究形成了一条理路不同的逻辑链，由此建构了另外一种叙事风格，进而给“谁能赢得青年”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三维解释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