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文是宋代以降道教儀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書類型之一,但對其創制、發展的過程仍少有專門的研究。以南宋定型化的道教疏文體系爲立足點上溯,可以發現道教疏文淵源於南北朝以來佛教齋會所用的齋疏。由於此類文書形式與儀式操作上的特殊性,晚唐五代開始流行以疏文爲齋會功德象徵物的思想,並隨之出現了一些新做法。爲了因應這種風潮,道教才開始引入這種文書體裁。宋代聖節僧道進呈功德疏制度的確立及類似做法的蔓延則進一步加强了疏文在道教儀式中的合法性,使之一躍成爲道教儀式核心文書類型之一。在引入疏文的過程中,道教並非刻板地照抄佛教的做法,而是結合自身的文化傳統對其作了創造性的再闡釋,從而創制出了獨具道教特色的疏文體系。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疏文所在的節次多是較晚被納入黄籙齋儀中的内容。例如“開經節次”的主體是很有傳統的轉經儀式,但是將其作爲預備儀式納入黄籙齋儀中則相對較晚,可能是在宋代才出現的做法。而早期的轉經儀中都未嘗見有宣疏⑨。“立幕”的做法大體在唐末五代已有雛形,但在《太上黄籙齋儀》中却還並不完備,當也是在宋代才定型的。“鍊度”“斛食”亦都非六朝隋唐靈寶齋儀中的固有内容,情況大體相同⑩。此外宿啓雖是靈寶齋儀中最原始的内容之一,但根據《無上秘要》以及杜光庭所撰《太上黄籙齋儀》《金籙齋啓壇儀》等書可知(11),從六朝到五代之間靈寶齋宿啓都不使用疏文。因此《立成儀·古法宿啓建齋儀》特别説明了告齋至道贊内容出自杜光庭,而宣疏和金鐘玉罄儀則是古儀所無(12)。綜上可以得到的印象是,靈寶齋中最早可能只使用“功德(都)疏”一種疏文,其他疏文則是在宋代隨着相關儀式節目的創制而陸續加入。 其次,觀察這些疏文的範文可以發現其格式有較大的不同,總體來説可分爲兩類。第一類是列有齋會或本節所作功德(例如看誦某經若干遍、燒化錢馬多少數量等)並以齋主(13)名義發出的疏文,包括開經疏、鍊度疏、斛疏、薦亡疏和功德(都)疏(以下簡稱A類疏文);第二類則是不列功德並以法師名義具銜名發出的疏文,包括六幕疏、啓壇疏、靈官疏(以下簡稱B類疏文)。同樣的情況也可見於其他科儀書中,如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文移雜用門》中開經疏、功德都疏均屬A類疏文,十方靈官疏則屬B類疏文(14)。可見這種區别並非蔣叔輿特有的意見,而與佛教疏文相比可以發現這兩種區别都很有代表性。 筆者的先行研究既已説明,佛教齋會疏文和與其極爲類似的齋文最重要的區别在於文書的寫作視角。其中疏是以齋主視角寫作,而齋文是以法師視角寫作。此外,在南朝時期疏文可能普遍附有羅列施舍物件的牒文一通。大約在唐初出現了將此種施物牒與疏文合寫作一通疏文的做法。此後直到宋代,佛教疏文最主要特徵之一就是前部所列的功德清單。因此唐五代時期佛教疏文最主要的特色便正在於這兩點。由此反觀道教的疏文可以了解到其中A類疏文形式上大體與相近時代佛教疏文相當,而B類疏文却與之大異其趣。 從以上粗略的分析可以建立如下假設,即道教疏文創制之初可能只有功德疏這一種,後隨着科儀本身的發展,逐漸衍生出更多的疏文,儼然形成了一個疏文的體系。在這些新衍生的疏文之中,還包括了一類在形態上與原始的功德疏迥異的新型疏文,即本文所謂B類疏文。下文將嘗試回到歷史的語境之中,進一步證明這一假設,並分析這一發展過程背後的動因。 二、五代、宋初疏文的發展與道教功德疏的成立 上文提出功德疏(或稱“功德都疏”,爲方便以下概稱爲“功德疏”)(15)是道教齋會各種疏文中最原始的内容,而它的淵源即是南北朝以下佛教齋會所使用的齋疏。本節將梳理道教功德疏的淵源及其定型化的過程,嘗試説明這一觀點。 現存道教文獻中最早使用“功德疏”一詞的是杜光庭,《廣成集》中收録了他所撰的《壽春節進元始天尊幀并功德疏表》(16)。壽春節即前蜀王建降誕之日,設於武成元年(17)。詩僧貫休亦有《壽春節進》詩,注云“武成元年作”,當即爲慶賀第一次壽春節所進之詩(18)。因此杜光庭的這篇表文當是撰於908年至918年(王建卒年)之間。根據表文,杜光庭是在王建生日前率衆舉行齋會並在壽春節當日進功德疏(19)。參考宋代的類似做法可以知道這種情況下所呈進的當就是齋會所用的齋疏,與《立成儀》中黄籙齋功德疏性質相同。可見《立成儀》中功德疏類型的疏文至遲在10世紀初期已經出現。反觀杜氏所編《太上黄籙齋儀》則可發現,此一時期黄籙齋中還没有開啓轉經、設斛、鍊度等儀式節次,宿啓時也並不宣疏。由此可進一步證明功德疏確實是最早出現的一種道教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