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科技创新领域要“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①”。当前，全球创新活动呈现出网络化的特征，各国(地区)国际合作不断深入，知识跨国(地区)流动越来越频繁，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需要更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促进创新发展和绩效提升是相关领域文献的一致观点，促进作用通过拓宽企业知识视野(Rosenkopf and Almeida，2003)、搜寻更丰富的技术机会(Tomlinson and Fai，2013)、提升创新产出多样性(Soda et al.，2018)以及提升突破式创新成功的概率(Kobarg et al.，2019)等方式实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同时，随着中国和先发国家特别是美国之间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以美国为首针对中国企业“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的措施不断升级。其中，出口管制是美国试图全方位制约中国创新发展的核心手段(薛军等，2021)，西方民粹主义等思潮的兴起使其他发达国家也采取与美国类似的对华管制措施(林桂军、Prazeres，2021)。而中国目前在通用性技术领域，仍然处于追赶者的角色(李传超、杨蕙馨，2020)，国际形势变化使中国企业的创新面临更大挑战。 美国出口管制体系以《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简称ECRA)为核心，包含实体清单(Entity List，EL)、商品管制清单(Commercial Control List，CCL)、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ITAR)、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The Office of Foreign Asset Controls，OFAC)等众多部门和清单条例。瓦森纳协定(Wassenaar Arrangement，WA)也被美国作为对华管制的重要工具。众多管制清单条例中，实体清单显示有被管制实体所属国家(地区)信息，能够体现出对中国企业的特别针对性。相比其他管制手段，实体清单近年来的变动最为频繁，执行也最为严格。仅2020年一年间，美国就新增了276个中国实体到管制清单中。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直接获取美国原产商品、技术或软件的路径被斩断。不仅如此，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美国占据了非常核心的位置，与其他网络节点间存在紧密的创新合作和技术交叉授权。美国还利用自身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核心地位，采取长臂管辖措施，迫使第三方国家(地区)也加入对中国企业的“技术断供”队伍。现阶段，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全球网络中的创新合作和技术授权仍然高度集中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管制很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创新网络的巨大阻碍。基于上述现实背景，在全球创新网络的框架下，探讨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和应对方案，对提升创新领域自立自强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具体地，本文以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实体清单中中国实体信息，识别受管制影响的企业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搜集受管制影响企业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中的专利文本信息，构建知识跨微观企业流动的全球创新网络，回应以下问题：(1)美国的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方向、作用机制如何?(2)区分企业异质性后，出口管制的影响是否有差异?(3)政府、企业可以采取哪些方式积极应对?研究的核心结论有：(1)出口管制通过阻碍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创新网络，抑制企业创新；(2)管制对产业链上游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抑制作用更强，对有海外业务布局的企业，管制的波及面也更广；(3)企业可以通过提升自身知识吸收能力、强化与国内企业间创新协同应对管制冲击，研发补贴是政府应对管制冲击的有效政策工具。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1)拓展了相关文献的研究视角。研究视角拓展体现在：第一，同于数据可得性，既有文献对出口管制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关注不足，少数文献从影响产品进口质量的角度进行分析(余典范等，2022)。鲜有研究基于全球创新网络，直接从知识和技术获取视角切入，检验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方向和作用渠道。全球创新活动网络化特征凸显，在全球创新网络框架下，细致探讨美国出口管制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对应对不断升级的管制措施、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式创新生态，更具现实意义；第二，对管制影响进行分析的文献中，大都聚焦于管制对微观企业个体的影响，对管制如何影响国内企业创新协同的关注不足。本文研究发现，在外部管制措施升级的背景下，国内企业间的创新协同对应对管制冲击尤为重要，拓展了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方向。(2)为出口管制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思路。既有研究多从出口管制抑制从美国进口高技术产品或降低进口产品质量等角度间接反映出口管制对企业技术、知识获取的影响。本文则直接验证了出口管制对企业在全球创新网络中技术和知识获取的影响。(3)在对管制冲击进行实证分析基础上，本文为政府和企业应对当前不断升级的管制措施提供了可落地的对策参考。通过异质性分析，本文定位了管制冲击下，政府需要重点关注的企业群体。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与国内企业间协同、产业政策工具运用等角度分析了政府和企业自身应对管制影响的有效对策。 二、文献回顾和假设提出 (一)文献回顾 实体清单制度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和美国出口管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贸易摩擦领域的相关文献，多关注贸易摩擦的诱因(余振等，2018；潘家栋，2020)以及贸易摩擦产生的经济效应。对贸易摩擦经济效应的研究聚焦在双边贸易(Richardson and Sundaram，2013)、创新(魏浩等，2019；何欢浪等，2020；李双杰等，2020)等方面。贸易摩擦变量使用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案件数(万源星等，2022)、关税水平(樊海潮、张丽娜，2018)、对外开放度(王周伟等，2022)等进行衡量。关注出口管制经济效应的文献有限，早期针对美国出口管制体系的研究(张汉林、蔡春林，1991；李安方，2004)，大都基于管制文本信息，对出口管制历史起源、体系构成、管制范围等进行定性分析。美国出口管制体系的文本信息虽然十分丰富，但用于量化分析的难度较高。一方面，产品、技术层面的商品管制清单(CCL)，采用覆盖历史数据的发布方式，难以跟踪查询清单的历史变动信息。并且，商品管制清单也无法体现对中国的针对性。另一方面，针对实体的实体清单，涉及实体数量有限，并且有许多实体是个人和研究机构，难以直接用于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分析。少数实证研究对出口管制经济效应的分析多聚焦在双边贸易(杜莉、谢皓，2010；王孝松、刘元春，2017)、高技术产业(纪顺洪、陈兴淋，2017；刘薇、张溪，2019)等宏观、中观层面，鲜少有针对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极少数从企业层级对出口管制经济效应的分析中，余典范等(2022)利用海关进口数据映射匹配的管制量化方式，从降低进口产品质量、压缩海外业务规模以及挤出研发投入三个影响渠道，检验了实体清单对微观企业创新的负面冲击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