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下的人类科技创新活动已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科技正在催生和孕育重大的产业变革。相比以往的科学技术，这些前沿科技的创新发展规律、产业发展方式、全球红利释放速度等均具有新特点，①使得科技领域的国际公约、协定、准则、标准等国际规则框架建构呈现出了新博弈形态②。例如，地缘政治考虑和冷战思维抬头引致大国科技竞争日益加剧，部分国家将涉及人权、民族安全、社会公平等意识形态议题与新技术发展应用挂钩，导致既有国际规则执行频受国际贸易冲突挑战。新兴科技领域占据优势地位的“权力行为体”开始活跃，更具弹性的规则制定方式和包容性的治理工具成为了前沿科技的普遍治理选择③。由此可见，在科技全球化的当下，围绕新兴科技的国际规则建构是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全球科技治理的重要命题。 运筹新兴科技领域国际规则制定是主要科技大国占据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优势地位、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方向、展现科技大国责任与形象的重要战略部署。一方面，作为新兴产业国家，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是破局当前相对不利国际环境的路径之一。全球科技博弈已深刻影响我国国家安全与新兴产业发展，如美国限制科技人才流动，出台芯片法案和科技投资禁令等做法对我国关键产业链安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尤其是拜登政府签署的“对华投资限制”行政命令，更是涉及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先进半导体等前沿科技。另一方面，不断提升的科技创新实力对我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责任担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科技创新能力增长及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优势地位趋显，我国参与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更为积极，全球治理贡献逐步获得国际社会认可。虽然部分小群体试图“污名化”我国全球科技治理的参与行动，并将我国排斥于一些国际治理体系之外，但是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始终不变。2023年9月，我国外交部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提出新兴科技领域是全球治理新疆域，各国应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这一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治理倡议的新举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开启了我国在复杂国际形势下，肩负新兴科技大国责任担当，保障国家科技与产业安全，积极探索和参与新兴科技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的新局面。 运筹新兴科技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的战略意义 在当下，基于不断提升的科技创新实力，运筹新兴科技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在国际上更多地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既是我国肩负大国责任的体现，亦是促进新兴科技为全人类谋取福利的题中之义。具体而言，我国运筹新兴科技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具有四方面的战略意义。 第一，新兴科技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交叉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将推动全球科技治理进入新一轮变革期。新兴科技的动态性表现为技术方法、应用功能迭代速度快，在累进式创新过程中新风险频现，这要求相应的国际治理规则应时而变；④新兴科技的交叉性往往体现为跨领域、跨边界的知识与应用创新，这对原本建立在学科或产业边界基础上的传统全球科技治理规则产生重大冲击；⑤新兴科技的不确定性既有内在发展规律、逻辑的不确定性，也存在变革价值与潜在风险，这都要求治理规则的执行者准确把握时机并及时干预，实现敏捷反应⑥。这三方面新特征在影响既有全球科技治理规则有效性的同时，也将推动新规则的建构与改革⑦。在此变革进程中，任何国家都没有绝对优势，尤其是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建设和发展方向共识均滞后的情况下，对后发新兴科技大国而言实际上存在新的参与机遇。 第二，新兴科技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是提升国家竞争力、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关键举措。新兴科技关乎国家竞争力与全球共同发展，参与其国际规则制定可使各国兼顾国家产业发展与参与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国家竞争力表现为全球博弈视野下的国家能力相对优势，这既包括技术与产业优势，更兼具治理优势，尤其是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能力⑧。与此同时，全球共同发展需要国际社会联手，合理地应对新兴技术风险，推动技术包容性发展。在此基础上，新兴科技领域国际规则形成将有助于进一步减少市场逐利下的“公地悲剧”现象，在对新兴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全球性风险进行治理的同时，推动各国走向利益汇合点，共享技术红利。鉴于新兴科技领域国际规则对各国技术和产业发展具有差异化影响，基于本国比较优势而提议、主导的国际规则将更有利于本国深度参与全球技术占位和产业分工合作。 第三，运筹新兴科技领域国际规则制定，既有助于“反击”西方大国技术压制，也助益我国产业获益。纵观科技发展历史，以美、德、日、英等为主的工业制造强国，无一不在抢占国际规则制定的制高点和话语权。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参与全球产业链竞争。但受国际规则制定与参与中的后发劣势，以及贸易和技术竞争、地缘政治摩擦影响，我国在新兴科技的全球化发展中面临更多风险与掣肘。例如，美国发布的《民主技术合作法案》号召美国主导下的技术合作国，针对中国在新兴及关键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与规范制定、联合研究、出口管控等方面进行联手遏制。当前，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运筹国际规则制定是扭转被动局面，并为我国技术及新兴科技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