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知识需求和供给的迅速增加，知识产品的生产越来越专业化。如同有形产品市场经历了价值链分工革命一样，知识产品的生产链条也在被逐渐拉长，创新模式从封闭创新向开放创新转型(Chesbrough，2003)①。在开放创新时代，企业利用全社会的创新资源来解决技术难题，从而缓解自身研发能力约束、分散自主研发风险、提升整体创新效率。伴随这一创新范式的大转变，一个新的市场正在快速成长，即以专利和技术交易为代表的知识产品市场。知识交易能够使知识的生产者和应用者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对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高创新效率、加速知识传播有重要作用(Arora et al.，2004；Serrano，2018)。知识市场化是中国再次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机遇，但要充分利用这一新优势必须首先处理一个老问题，即数量众多的行政区划边界造成的市场分割。市场分割在产品和传统要素市场已经造成了一系列负面问题，它对知识这一新兴要素市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2022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就专门强调了技术市场统一：“我国将建立健全全国性技术交易市场，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与交易机制，推动各地技术交易市场互联互通”。 作为经济大国，中国的工业生产分散在不同区域，研发创新资源却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知识产品生产比物质产品生产表现出更强的集中程度②。鉴于知识产品需求和物质产品生产企业的分布通常紧密相关，这意味着知识生产与需求的匹配要依靠广泛的跨区域知识转移或交易。然而，以专利交易数据为例的初步事实显示，实际的城市内交易量远大于理论上的城市内交易量③，这意味着城市间专利交易可能囿于交易壁垒转移到城市内，知识资源的配置并未达到最优状态，而资源配置的无效率造成的主体行为扭曲很可能造成高额的效率损失。那么，知识产品交易的市场分割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呈现怎样的特征?其背后的理论机制是什么?市场分割又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资源配置效率?厘清这些问题既有助于为构建全国统一知识大市场提供针对性政策建议，也能进一步推进知识交易和市场分割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要准确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新的理论框架以刻画知识交易行为，也需要新的微观数据资料以支撑相关经验证据的获取，更需要构建结构性评估框架来量化效率损失程度并分析其来源，这些也正是本文的主要工作。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知识产品交易这一新的经济现象，但主要理论渊源是“边界障碍”这支经典文献。边界障碍，即国家或区域边界导致的经济行为扭曲，一直是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重点。现有文献发现，边界内地区间的贸易远远多于跨边界地区间的贸易，而这种差距不能简单由运输成本来解释(McCallum，1995；Wrona，2018；才国伟等，2023)。国外文献倾向于将边界效应归咎于信息成本、移民网络、碎片化生产分工、生产集聚和加总偏误等因素(Havranek and Irsova，2017)；国内文献则倾向于从区域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边界效应，认为本地市场保护导致的市场分割是边界效应的本质原因(才国伟等，2023)。囿于数据，大多文献以货物或服务贸易作为研究对象，仅少数关注了要素市场的边界效应，如劳动力流动(巫强等，2016)、资本流动(范子英和周小昶，2022)和知识流动(Hoekman et al.，2010；Belenzon and Schankerman，2013；Singh and Marx，2013；Li，2014；刘修岩和王峤，2023)。 与本文关联最紧密的是知识流动的边界效应研究。基于专利(论文)的合作或引用数据，现有文献发现，与产品和其他要素一样，知识流动也存在明显的边界效应。Belenzon and Schankerman(2013)、Singh and Marx(2013)和Li(2014)对美国专利引用数据的研究发现，国家、州或大都市统计区边界均阻碍了专利引用。Hoekman et al.(2010)基于欧盟论文合作发表数据的估计显示，国家边界仍然显著阻碍跨国研究合作。刘修岩和王峤(2023)基于中国专利引用数据的研究也发现，区县、城市以及省份边界都会造成专利引用数量减少。 本文虽然也以知识流动的边界障碍作为研究对象，但关注的是知识产品交易，而非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合作与学习。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纯粹的市场行为。对于市场行为，边界障碍造成的潜在损失更明确，政府的干预更加有效，因此其政策意义更显著。另外，与传统的有形产品交易相比，知识产品交易又表现出以下独特性：其一，知识产品交易不用支付运输成本，而有形产品交易中的运输成本是交易成本的重要来源；其二，知识产品的差异化程度更大、定价更难且违约风险更大；其三，与有形产品交易主要以盈利为目的不同，知识产品交易的动机往往更复杂(Arora et al.，2004)。因此，研究知识产品交易这一新经济现象中的边界效应，对于推进区域市场分割这支文献也有重要理论价值。 除了估计知识产品交易中的边界效应，本文的另一重要工作是利用结构模型量化边界障碍对创新造成的效率损失。自Hsieh and Klenow(2009)针对中国资源误置的开创性研究以来，许多后续文献进一步探讨了资源误置的来源，其中便有不少以边界障碍作为切入点。例如，在产品市场，Tombe and Zhu(2019)量化了区域间货物贸易成本造成的企业生产率损失；在要素市场，Ngai et al.(2019)和Ma and Tang(2020)研究了区域间劳动流动障碍导致的福利损失。受数据所限，很少有文献关注知识这一特殊生产要素以及知识流动障碍造成的效率损失。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只有Serrano(2018)利用美国专利交易数据评估了专利交易成本的福利效应，发现专利交易成本每下降50％，专利交易所得增加8.7％。本文的研究目的虽然也是评估专利交易成本的阻碍，但与Serrano(2018)不同，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国内的行政边界所导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及其引致的专利交易减少和效率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