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冷战开始，区域研究在美国迅速兴起，美国构建了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完备的区域研究体系，成为区域研究的世界性范本。由于美国区域研究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学术界对于美国区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着较好把握，但对于欧洲区域研究的掌握情况则存在一定不足。①美国是具有特殊地位和影响的国家，美国区域研究在世界上占据独特而庞大的地位，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处的国际格局以及美国特殊的学术和社会生态紧密相连的。②如此，比较视野下的区域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以防止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将美国区域研究作为不假思索进行仿照的模板。其实，伴随着航海大发现以来的全球化与殖民扩张，欧洲东方研究作为区域研究的先行者，早在18和19世纪就开始关注非西方世界的宗教、语言和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欧洲高等教育体系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建制化发展，随后经历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区域研究相当不同的发展历程，这是本文的核心关切之一。 在这方面，笔者认为，英国区域研究发展史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其一，大英帝国曾经是历史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帝国，英伦三岛能够管辖如此广泛的领土并留下可圈可点的遗产，而且至今英联邦国家也仍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各种重要作用，可见英国具有独特的统治术，其不仅需要英国政治家独特的领导艺术，而且需要英国学术界(特别是区域研究)强大的智识支持；③其二，英国在欧美世界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进行英国与欧陆国家、英国与美国的各种横向比较变得切实可行且富有意义。在本文讨论中“区域研究”的含义甚为宽广，对现代西方域外知识体系而言，包括以欧洲为代表的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其中，东方研究与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和殖民主义扩张密不可分，而区域研究的发展则以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与美苏争霸作为时代背景。在中国的语境中，我们一般把域外研究称为“区域国别研究”或“国别和区域研究”，但由于时空背景和研究目的迥异，因此与西方的“区域研究”有所区别。④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SOAS)简称亚非学院，是目前英国唯一一所专门致力于亚洲、非洲与中东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在区域研究领域享负盛名。笔者基于《亚非学院学报》、亚非学院校史书籍，以及亚非学院教职发表的关于亚非学院的文章和著作等文献资料，通过对亚非学院的历史考察，主要梳理20世纪以来的英国区域研究发展史，并适当以美国和欧陆国家为参照，探讨其对中国构建区域国别学的启示。⑤ 一、英国的亚非学院创生史 亚非学院成立于1916年，时称东方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于次年1月18日招收第一批学生入学，并于2月23日由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正式为东方学院揭幕。然而，1916年绝非亚非学院或者英国区域研究的起点，如亚非学院的奠基人菲利普·哈托格(Philip J.Hartog)在《亚非学院学报》创刊号中所说，“我们的历史比它应该有的要长得多。”⑥如下文所详述，英国东方研究颇有历史传统，亚非学院亦经历了漫长的创生史，说明英国区域研究的早期发展与美国路径是截然不同的，值得仔细剖析和分辨。 首先，虽然19世纪是东方研究在欧洲高等教育体系建制化发展的开端，但英国最为古老的两所高等学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16世纪便开始对近东及远东的语言、文学、历史和宗教等进行教学与研究，因此，东方研究是20世纪以前英国区域研究最为重要的学术渊源。以牛津大学为例，牛津大学于1546年设立希伯来文教席，1636年设立阿拉伯文教席，1832年设立梵文教席，1869年设立汉文教席，1871年成立东方研究荣誉委员会(Board of Studies for the Honour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1894年成立东方语言学院(Faculty of Oriental Languages)，1914年改名为东方语言文学学院(Faculty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⑦可见，牛津大学的东方研究涵盖广阔的地域范围和时间范围，对从古至今有文字记载的非西方文明(即“东方”)进行整体性研究。当然，19世纪东方研究在欧洲的建制化发展，是与欧洲国家的“帝国事业”紧密相连的。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主义扩张在19世纪达到顶峰，殖民地政府和跨国公司(如英国、法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随之参与到东方研究的知识生产中，成为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所定义的“东方主义”话语和实践的典型代表，本质上形成福柯意义上欧洲对于东方的系统规训和统治。⑧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瑟夫·博登(Joseph Boden)上校资助牛津大学设立博登梵文教席(Boden Professorship of Sanskrit)，并为研习梵文的研究生提供奖学金，旨在帮助英属印度人民皈依基督教。同时，英国殖民地官员常常同时兼具书写东方的专家学者身份，例如，曾任埃及总领事(1883-1907年)的伊夫林·克罗默(Evelyn Baring Cromer)著有《现代埃及》(Modern Egypt)和《古代和现代帝国主义》(Ancient and Modern Imperialism)，曾任印度总督(1898-1905年)的乔治·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著有《在印度边境》(On the Indian Frontier)、《波斯和波斯问题》(Persia and the Persian Question)和《远东问题》(Problems of the Far East)等，且二人均在日后亚非学院的创办中扮演重要角色。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