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91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6.8％，86.7％的未成年网民拥有属于自己的上网设备；与此同时，小学生的互联网普及率达95.0％，28.2％的小学生在上学前就已接触互联网，互联网对未成年群体渗透的低龄化趋势愈发明显。①互联网和数字媒介技术不仅塑造了当前成人世界的生存环境，也逐渐成为低龄群体生活的社会时空，并且作为低龄群体社会化和关系拓展的基础，成为扩大低龄群体自主权的支柱。②鉴于此，学界对数字时代青少年社会化的关注越来越多，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字时代新媒介技术对特殊低龄群体社会化的支持作用；③二是数字时代低龄群体社会化面临的时空转型及其引发的“童年危机”；④三是新媒介给低龄群体带来了新的自我再生产方式。⑤不难发现，新时期关于青少年等低龄群体的社会化研究正在摒弃以往模式转换、方向转变的单一视角，这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数字时代人网关系发生的重要变化，互联网从作为人类行动的技术工具到成为人类生存的基础环境，正催生着社会化研究的诸多新取向。 从技术载体到数字化生存：人网关系转变中的社会化研究 媒介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会给其所在社会中事物的内容、速度、发展模式带来变化，改变人与社会的互动形式，进而从整体上形塑社会形态，甚至产生溢出效应，引发其他社会启动相似的变革。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互联网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普及，人们得以接触更大的外部世界，开始尝试与世界互动的新方式。这一时期的社会化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突破：社会化的“双向性”⑥开始取代过去以教化为主的单向社会化观点，作为社会化主体的人的能动性被提到了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人的社会化方式也告别了过去以单一现实世界为基底的传统社会化，开始转向网络世界的“虚拟社会化”；⑦由于在新技术接收能力上的年龄差异，还出现了“文化反哺”⑧的逆向社会化现象。互联网的出现使人与社会的互动方式变得更为间接和多样，也使社会化的方向与方式变得更为多元。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人与社会由直接的面对面互动转向超时空的间接互动，互联网正是实现这种互动的技术工具。 伴随着网络社会多年来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然进入web2.0时代，同时正迈向更为高阶和去中心化的web3.0时代，人与社会的互动方式虽然仍基本遵循了网络化浪潮以来的“时空压缩”方式，但在互动程度上已大大加深。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更便捷智慧的移动互联网、可穿戴式电子设备等新型电子媒介构建了无所不在的网络空间，互联网不再仅是人们了解世界、与社会互动的技术工具，而是变成了随时随地与社会互动的信息场景，人网关系发生了从技术工具到数字化生存的巨大转变。数字化生存随着互联网以指数型增长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与社会的互动得以摆脱时空限制和“原子”束缚，从而能接触到更广泛的人群、与更大的世界互动。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数字化生存意味着人与网络空间的实时共存，人们随时处于“连线”状态，人们与之互动的外部世界也因此超越了身体立足的狭小实体空间，转而与更大的信息场景关联。这种新的生存方式给社会化过程增加了维度，网络空间不仅是人们社会化和身份发展的影响因素，也是与外界互动的环境基础，⑩并将自身的媒介思维通过这种环境的形塑作用应用到对人们社会化经历的改造上。麦克卢汉指出，机器社会的文化“习惯于将一切事物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其在塑造人际关系中的作用是分割肢解的、集中制且肤浅的。而电子技术则相反，它是整体化的、非集中制的、有深度的”。(11)机器技术及其所在社会强调明显的先后次序和由浅入深的递进秩序，而电子技术及其所在的社会则表现出去中心化、非连续性等无序特质，这种技术思维与社会文化上的差异也必然会投射到各自社会中的社会化进程上，催生社会化研究在数字时代的新取向。 当前的青少年一代是伴随社会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趋势而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对其而言，并没有所谓的线上世界和线下世界的区分，两者共同构成了他们的生活与成长环境，也构成了其社会化过程中共有的信息场景。但由于两种场景在基础构建和传播方式上的差异，个体所能从中获取的信息密度和异质性程度大为不同，甚至给个体带来了信息冲突与调和的压力。与过去相比，青少年能接触到更多信息，他们与世界的互动程度大大加深，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信息接收广度的增加推动着青少年践行新的成长行为、尝试新的“成为”实践，由此催生了以青少年“UP主”(uploader)为代表的新型自我再生产实践的诞生。“UP主”是指在自媒体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的人，由此将其与这类平台中作为观众的用户区分开来。由于直接参与网络平台中的内容生产，成为UP主可视为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具有自主性的身份建构实践，彰显了个体在社会化中的主体性。但由于需要深度的网络参与和互动，UP主身份的建构过程常与社会对青少年在行为规范和成长节奏上的要求不相匹配。在通常的社会化观念中，青少年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扮演好自己的学生角色，其应是网络空间中的旁观者，而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通过建构UP主身份转变了在网络空间中的角色，这种积极构建自己“数字公民身份”(12)的尝试，不仅是青少年对社会给予自身刻板印象的打破，更彰显了社会对个人成长秩序的安排遭遇了挑战，而这正是人们生活方式数字化转变中社会化研究所出现的新取向之一。 二 重性秩序感：社会化的潜隐剧本 “成为”是兼具结果导向(being)与过程展现(becoming)的概念，个体需要经过“社会化”而最终“成为”具有某些新属性的个体，因此该过程可视为“成为”的过程表达，其某些属性恰恰是为“成为”做铺垫，社会化的特征也将体现在“成为”之上。一般而言，社会化的目标是使个体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为实现“合格”的标准要求，社会会在个体“成为”的过程中设置诸多干预措施，以确保“成为”的结果符合期待。因此“成为”过程包含了较大的人为性。作为“成为”之过程表达的社会化，不仅是个体能动地了解世界、认识自我的过程，还是适应社会、增长自身社会性的过程。从更好地适应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化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性作用。正是通过社会化，社会成员能够内化社会的制度性安排，由此使得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到维持和发展。而为了实现这种功能性作用，社会化本身亦具备了某种秩序感，以更好地在代际更迭庞大的社会成员之间做好规范传承，完成社会主体相对稳定的规模化继替，从而对个体“成为”之路保持有条不紊的外部干预。秩序意味着事物发展的可预测性，这种可预测性需要通过权力、制度化安排以及对制度化的内化来实现。(13)虽然社会化的概念界定和理论研究从未明确指出其具有线性逻辑上的秩序感，但在人们进入数字化生存方式之前，该过程长期以来呈现出的面貌及其未曾言明的规定性都表明社会化是建立在一种二重性的秩序基础之上。在这种二重性的秩序结构中，社会化主体及其代理人之间达成了高度配合性的集成行动，并经由这种行动建构了作为秩序结构之制度支持的“共识规范”。这种共识规范则有意无意地塑造了社会化在时空两个向度上的秩序性，从而保证了社会化主体的成长趋势具备了较大的可预测性，反过来这种可预测性又成为维系社会化秩序二重性的力量来源，使得社会化秩序感得以在代际更迭中不断巩固（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