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3)05-0046-10 “巫史传统”是李泽厚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用以描述中国文化特征的本源性概念。这一概念直接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标示了出来。李泽厚发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差别，即在中国文化中，巫术传统并不像在西方文化中那样被彻底斩断，而是经过理性化之后渗透到了其他文化形态当中，继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文化并不强调至上神与造物主，反而注重人自身的地位，即便是国人相信的神也是由人而神、神人同质的。同时，中国文化并不追求某种永恒不变的实体，反而将生生不已的流变看作宇宙之本真状态。中国文化的这些特点均与巫术传统的绵延未断密切相关。对于巫术传统的延续方式，他认为，巫术的特质经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等手段和途径，“直接理性化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巫的特质在中国大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坚固保存、延续下来”①。正是基于此，李泽厚将巫史传统看作是“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所在”②。 所谓“巫史传统”，指的是理性化了的巫术传统，或者说是巫术的理性化传统，是巫术文化的精神内涵逐渐渗透到其他文化形态当中，从而形成的一种对其他文化形态始终起着举足轻重制约作用的文化传统。该传统可以看作是由巫术文化向礼乐文化平稳过渡的结果，其形成过程漫长且复杂，既包括由巫入礼过程中外在仪式的理性化，也包括由巫入礼过程中内在心性的理性化。前一方面集中表现为周公的制礼作乐，后一方面重点表现为孔子的释礼归仁。经过周公、孔子等对巫术传统的转换性创造，巫史传统逐渐成型，无论是对后世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还是对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李泽厚本人在提出巫史传统概念时，正如他自己所说，依然采取的是“六经注我”式的做法，所提出来的多为假说式的断定，在史料的编排和逻辑的论证上都比较疏阔，因而并没有对由巫入礼这一过程在逻辑上作详细的梳理。巫史传统概念提出之后，虽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对它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着重研究巫史传统的几篇代表性论文③，也没有将焦点集中在阐释和发挥巫史传统的形成历程上。由此，本文力图在尊重和遵从李泽厚《说巫史传统》和《“说巫史传统”补》等文原意的前提下，从由巫入礼的三条路径，即文化仪式活动的性质、文化仪式活动的主体以及文化仪式活动的指向，对巫术文化向礼乐文化的转化机制作细化展开和分析，以期揭示出隐藏在中国文化脉络当中并始终制约着中国文化演进方式的连续性原则，进而凸显出巫史传统概念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启示价值。 一、从巫术活动到礼乐活动 由巫入礼首先表现为文化仪式活动性质的转变，即由巫术活动向礼乐活动的转变。由于巫术文化和礼乐文化并不是一套纯观念系统，而是一套具有极强操作性的实践系统，因此，从巫术文化向礼乐文化的转化就可以看作是由巫术活动向礼乐活动的转化。从逻辑上来说，在回答巫术活动如何转化为礼乐活动之前必须解决以下问题：巫术活动为什么要转变为礼乐活动？这种转变又是如何可能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巫术活动的式微问题。对此，学术界有几种说法，如保存历史经验说、预测天象历数说和领导军事战争说。李泽厚持最后一种观点，他说：“只有在战争中，只有在谋划战争、制定战略、判断战局、选择战机、采用战术中，才能把人的这种高度清醒、冷静的理知态度发挥到充分的程度，才能把它的巨大价值最鲜明地表现出来。因为任何情感(喜怒)的干预，任何迷信的观念，任何非理性的主宰，都可以立竿见影地顷刻覆灭，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作为领导、负责军事行动的‘巫’‘君’，其从事的‘巫术礼仪’自然不能不受到这一方面经验教训的制约影响，从而使原巫术活动中的非理性成分日益消减，现实的、人间的、历史的成分日益增多和增强，使各种神秘的情感、感知和认识日益取得理性化的解说方向。战争经验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④生死存亡系于一发的战争确实可以导致非理性的巫术活动趋向解体，但它只能解释巫术文化为什么会衰落以及巫术活动为什么会式微，而无法很好地解释巫术文化衰落或巫术活动式微之后为什么不转化为其他的文化形态(如哲学和宗教)或其他的活动形式，而只能转化为礼乐文化或礼乐活动。 事实上，礼乐活动也并不是一种纯粹理性化的活动，而是一种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活动，并且仪式繁琐。如果这一转变是由频繁而又残酷的战争导致的，那么代替巫术活动的就应该是一种理性色彩浓厚且剔除了繁文缛节的活动形态，而不可能是礼乐活动。因此，领导军事战争说只可能是导致巫术活动解体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巫术活动转向礼乐活动的主导性原因。导致上古中国从巫术活动转向礼乐活动的主要力量并不是某种外在性力量，而是传统的强大惯性力。因为，如果是外在力量的强行介入改变了文化仪式活动的性质，那么，前后两种文化形态在演化脉络上一定是断裂的，在存在样态上一定是不连续的。比如，日耳曼人的大规模入侵导致西方中世纪文化代替古罗马文化，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替代或文化覆盖。反观上古中国，巫术文化向礼乐文化的转化在时间上要漫长得多，在程度上要缓和得多，且二者在演化脉络上基本上一脉相承。因此可以推断，推动中国从巫术文化转向礼乐文化的主导力量是内生的传统惯性，而且这一传统惯性力量在上古时期的中国就已形成，经过上千年的巩固和强化，在轴心时代的先秦时期便成为一条隐蔽的连续性原则，始终贯穿在之后的中国历史当中。由于上古中国文化中并没有西方早期文化中的那种彼岸性的超越世界，因此判断和取舍一种文化的标准就不可能是彼岸性的超越标准，而只能是一种此岸性的现世标准。在这种此岸性的现世标准里，未来由于其未来性使得古人不可能发展出一种进步的线性历史观，于是只能以过去与传统作为标准来衡量和损益自身的文化形态，甚至一种文化越是古老，越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正是秉持着这样一种历史观和文化观，作为文化母体和源头的巫术文化在上古中国获得了一种不可撼动的神圣性，并一脉相承地贯穿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当中。以世界文明为背景来审视中国文明，我们常常会惊叹于其强大的连续性，由于这种连续性，中国文明可以历经几千年的风云激荡而延续至今没有间断。相比那些历史悠久但中途不幸湮灭的文明来说，不能不说连续性极强的中国文明是一种奇观。作为一种强大的传统力量，这种连续性原则在上古中国由巫术文化到礼乐文化过渡期间就已经形成，从而成为文化传承与转化的主导性力量。正是在这种主导性力量的作用下，上古中国巫术文化就很难演化为纯观念的，并且具有外在超越特征的文化形态，如哲学和宗教，而是会以体匿性存的方式转化到一种与之同构的仪式活动即礼乐活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