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主义”亦称“欧洲中心论”，其出现与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以及全球殖民扩张相连。秉持“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者从欧洲地区在语言、宗教、历史等方面的“优势”出发，漠视其他地区文明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贡献，最终在19世纪构建起以社会科学为核心，自然科学等其他领域为侧翼的多层次思想偏见。①美国作为曾经的欧洲殖民地，其欧洲裔“白人”长期接受“欧洲中心主义”教育，在代际文化传递上，有意或无意地延续“欧洲中心主义”教育观。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社会文化日趋多元，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对国家教育中单一的“欧洲中心主义”取向愈发不满，他们在各类民权运动中提出了革新美国教育的诉求。适逢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美国教育管理部门、教育工作者、受教育者等都在教育中践行多元文化主义，展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本文对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教育中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现象与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兴起的进程进行梳理，从教育立法与管理等宏观层面和教师培养与课程活动等微观层面详述美国教育中多元文化主义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消解和批判，以期归纳该进程对美国教育革新、政策实施、文化交流等产生的影响。 一、美国“欧洲中心主义”教育观的表现与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的兴起 植根于传统欧洲殖民活动和移民文化的美国“欧洲中心主义”教育观由来已久。自17世纪北美殖民地教育筑基，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就无法摆脱对欧陆历史、语言和宗教等知识的教授和习得。 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前，语法学校或学院的学生接受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主的古典教育，阅读欧洲名人传记，学习欧陆哲学、历史和基础自然科学。美国历史学家梅尔·柯蒂(Merle Curti)指出，北美殖民地教育作为维护当时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根植于欧洲传统。英属北美殖民地教育与其国内相似，贵族子女在受捐赠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而大多数穷人孩子充当学徒，他们在阅读和写作方面接受最低限度的指导是为了维持英国政府和宗教的权威性。② 独立至南北战争结束近百年中，美国仍沿袭欧洲的教育制度。内战结束后的重建时期，大量移民涌入美国。美国政治家和教育家也将重塑国家统一精神、彰显本国特色的重任寄希望于学校教育，希望以此减少各种族间的冲突，将新教传统和多族群文化凝聚成一种新文化。③此种教育领域的文化融合现象与当时“熔炉”式社会思潮不谋而合。正如1908年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在所著同名戏剧《熔炉》(Melting Pot)中借主人公之口指出，“美国是上帝的坩埚，是伟大的熔炉。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英国人、犹太人和俄国人一起进入坩埚，上帝正在创造美国人。”④结果，大熔炉的含义演变成了——更准确地说，是“盎格鲁一致性”的东西。⑤ 熔炉式文化融合实践，因未能使受教育者感受到充分的平等和正义而遭受挑战。美国哲学家约西亚·罗伊斯指出：“20世纪美国社区面临着大量旅居者和新移民的挑战，在持地方主义观点者看来，只要他们不被同化，就会成为社会风险的来源。”⑥但是，罗伊斯认为，公民教育的任务不是让移民“美国化”，移民应该心甘情愿为美国贡献个人价值，从而培育社区的多样性。⑦另一部分学者则强烈反对熔炉论，强调文化多样性。美国犹太裔哲学教授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于1924年首次使用“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一词。卡伦表示美国社会各族裔无法彻底融合。“文化多元主义”是对“美国化”运动的一种抵制，它反对一元性，鼓励多样性，但要求的仍是白人社会(或欧洲文明)内部各种文化间的平等，其他族裔并不包括在内，仅此而已。⑧ 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兴盛。进步主义教育强调民主、平等和不同种族文化间的互动，但因其潜在的民主假设未被大多数人接受，故进步主义教育从未得到充分实施。一些具有种族中心主义观的社会改革家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构建了一种将人、文化和社会按等级排列的理论。⑨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学生中多元与一元价值观日益冲突，虽然学校加强了公民爱国教育，但收效甚微，其结果造成了青少年身份认知和融入社会的困难。他们质疑教科书中描述的由欧洲传统民主、道德与纯良构筑的美国社会。虽然二战的外部压力相对抑制了美国教育中不和谐的声音以及种族矛盾的激化，但上述积弊最终于战后撕裂了美国社会。 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亚裔和拉美裔移民激增、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种族隔离政策导致经济、社会和教育不平等加剧，损害了少数族裔利益。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中依据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判决基于种族隔离的学校教育存在不平等。其后，美国颁布了1965年《中小学教育法》、1968年《双语教育法》等法案，进一步保障少数族裔的教育权益，引发了美国社会对教育问题的新关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裔、拉美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继续为他们的传统感到自豪，这些内容在盎格鲁—撒克逊新教课程中几乎是看不见的，而正是这些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教育。⑩ 为处理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亚裔、拉美裔等各少数族裔与白人群体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平等问题，“多元文化主义”应运而生，其目标是谋求多民族、多文化在一个国家内的和谐共存。美国教育体系随之也表现出多元文化主义倾向，少数族裔群体掀起了争取与白人群体平等受教育权利的斗争。少数族裔反对僵化的课程体系和陈旧的教育观念，希望创建一个全国性课程。但目前这种课程是矛盾的，因为它既是多元的，文化上又是统一的。(11)由此，美国人对其教育不得不提出如下问题：是否存在一种必须传承的独特美国文化？它在文学、艺术等领域的表现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摆脱弥漫于美国教育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倾向男性的偏见？(12)同时，美国民族文化多样性也对人权教育提出了挑战，一些学者批评人权学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了欧洲式的个人主义。这难以避免将一种文化对个性和共性的理解强加于其他文化。(13)
